大数据知识产权法律规制研究

大数据具有多重法律属性,其所具有的知识产权法属性虽然作为多重属性中的一种屡被提及,却多用于多重属性的整体性研究,或者具体行为的判定研究,尚且缺乏较为深入的专门探讨。在知识产权法律规制模式下,深入分析大数据的知识产权法属性,并以大数据的法律规制为基础,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将有助于知识产权法对包括大数据在内的更多信息、技术形态进行更为有效的规制与保障。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法律规制——以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双重外部性为分析视角

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既引发数据安全风险等负外部性，也会带来分享经济价值实现等正外部性，"大数据悖论"现象揭示了双重外部性成因。基于"外部性内在化"原理赋予信息主体以个人信息权并赋予数据控制者以大数据财产权虽有助分别规制其双重外部性，但网络大数据背景下其双重外部性规制彼此交互影响而面临两难困境。法经济学关于"损害之相互性"理论证立了基于"风险导向理念"规制个人信息处理以破解其两难困境的经济逻辑。大数据产业发展有赖个人信息处理的"外部性外部化"而实现分享经济。法经济学关于"公地喜剧"理论证立了基于"外部性外部化"规制个人信息处理而满足大数据产业发展需要的经济逻辑。大数据背景下个人信息处理的规制有赖从"压制型法"到兼及"回应型法"的理念转换，从"外部性内在化"兼及"外部性外部化"的机制并举，从数据资源权利配置兼及数字技术权力干预的措施协同，实现大数据产业创新与个人信息安全的有机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发展和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行政体制也得到不断完善和发展。我国共进行了八次以机构改革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体制三个阶段的历改革程,得到五条启示:行政体制改革必须以坚持党的领导为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依法有序推进。     

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探析

行政侵权会给受害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此时就需要通过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来进行规制。但目前我国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还不完善,致使不能很好地保护受害者的合法利益。因此,以此为切入点,首先对其概念进行界定,其次论述完善相关制度的必要性,梳理当前制度所存在的不足,最后结合国内外的相关规定对此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