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交叉效率和合作博弈的决策单元排序方法

在数据包络分析中，大量的交叉效率模型已被提出。然而选择不同的目标模型将实现不一样的交叉效率评价。本文基于针对单个决策单元实施的对抗型和仁慈型两个交叉效率模型，用合作博弈方法来研究交叉效率模型的选取，并利用Shapley值对决策单元进行排序。最后通过实例分析显示该排序方法充分利用了最小交叉效率和最大交叉效率的信息完全排序了所有决策单元，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合理性。     

数据驱动下收货方质量偏好与电商配送服务质量优化

针对"互联网+大数据"优化电商配送服务质量问题，明确不同收货方的质量需求稳定性，引导电商根据收货方不同质量敏感性提供相对精准服务，提升配送服务质量。模拟投票结果的形成过程聚类得到收货方对服务质量偏好的记忆性特征：（1）"无记忆"型收货方；（2）"记忆"型收货方；（3）"不确定"型收货方；（4）收货方总体。进一步推导不同规划类型求解空间，设计得到"无记忆"型收货方动态规划精确求解方法，及其他三种类型近似求解粒子群算法。研究过程中，配送资源质量感知度被嵌入到模型约束；"无记忆"型收货方的质量需求规划问题转化为零库存策略最优解问题，进而证明存在精确解；"记忆"型收货方呈现出对质量感知的累积；"不确定"型收货方模型通过赋值即可得总体收货方表达式。结果表明：数据驱动研究框架借助大数据资源，使得电商更易通过收货方的质量偏好设计更加匹配的配送方案；不确定服务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投入成本的利用率更高；通过特征分类的方式，尽可能地抽取能够精确最优化的部分，缩小NP范围，提高整体求解的精确度。     

基础研究投入对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2009—2017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理论上探讨了基础研究投入强度对我国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并采用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定量分析各地区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人员规模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专利授权数和有效专利数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呈非线性关系,基础研究人员规模对企业创新绩效有U型影响;产学研合作比率和技术市场成交额对"基础研究投入—创新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     

生物特征识别信息商业应用的中国立场与制度进路——鉴于欧美法律模式的比较评价

针对生物特征识别信息的唯一识别作用及其经济价值,法律应合理平衡公民数据安全与生物技术产业发展、公共管理效益、个人生活便利之间的多方利益冲突,并同时促进生物识别技术的创新发展。由此,在个人信息分级分类保护制度建设中,生物特征识别信息有其专门的规则构建路径,包括规范文件形式、文本整体框架、具体规制对象、技术保护要求、技术工具监管等方面。关于生物特征识别信息的收集与应用的具体规则设计,我国制度建构进路应围绕四个维度探讨:一是法律规范体系的结构化安排;二是规制框架的样本参照方案;三是立法内容的多维规制层面,涉及企业安全责任、市场交易规范、信息主体权利等方面;四是提前的司法救济模式。     

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培养模式研究

信息时代背景下，大数据已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流。教育在深化改革的发展进步中，也需要紧跟时代脚步。这就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前提下，还需要具备驾驭信息技术的能力。培养教师信息技术能力这一要求的提出，给教师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掌握好先进信息技术能力能更好的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如果掌握不好，那么信息的获取和教学工作也将难以开展。基于此，本文特从当前中小学教师的信息技术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供参考。     

新基建,新概念更要新观念

不期而至的疫情加速了大数据、5G等新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疫情监测、远程医疗、物流配送等成为人们生活、工作的日常,"新基建"提前迎来巨大需求。今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提出,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度,更是为"新基建"按下快进键。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内涵更丰富,涵盖范围更广,更体现数字经济特征。     

移动支付大数据助力生活性服务业统计工作的提升

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效果放缓,消费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呈现出更多依靠消费引领、服务驱动的新特征,而生活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和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大消费需求、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     

电子证据科学性初探

从电子证据的概念入手，通过探讨其内涵与外延，分析了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之间的逻辑关联性。通过具体案例，分析论证了信息系统是建立在一整套规则体系下的信息表示系统这一内在本质。作为人类发明创造物的客观存在的信息系统，在司法领域扮演着“沉默的现场知情人”的角色，天然地服务于侦查工作。而电子证据的科学性，正在基于对信息系统规则体系下的数据含义的“解读”，这种“解读”也正是目前有关电子数据的司法鉴定制度所管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