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元明宗唐论与师心说的理论省思

元明诗学对宋诗的扬弃和对唐诗的尊重,是以理学与心学的融合作为思想支撑的。宗法盛唐的提出,是出于建构新文统的需要,而文统所强调的恢复风雅传统,使得元明诗论开始系统反思唐音的形成,其宗唐也不再如宋代那样局限于宗法盛、中、晚,而是提倡以师心为本源、师古为补充,以重建新的诗歌典范。     

欠发达地区农村居民社会福利模式取向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贵州省684名农村成年居民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在福利责任上的政府责任取向以及在福利资源配置上的普遍性原则取向都表现得较为强烈且较为一致,其社会福利模式取向体现出较为明显的社会公平取向特征;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制度背景、文化传统和人口结构特征等不同层次因素对农村居民的社会福利模式取向均具有显著的影响。     

沈从文“湘西世界”中神话元素的成因分析

沈从文所描述的"湘西世界"具有浓郁的神话气息,结合其相关作品,从"神话元素"入手,可从"历史潮流的客观影响"、"作者创作的主观选择"及"巫觋之风的深刻浸润"三个方面,集中阐释沈从文为何构筑充满神话色彩的"湘西世界",初步探求沈从文寓于其中的深刻感情。     

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红旗谱>在17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它将表现重点放在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乡土中国的反抗者、边缘人物"朱老巩"、"朱老忠"、"李霜泗"一类人身上,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革命与民间追求"公义"的文化传统的关联,形象地回答了乡村民众为什么向往革命,"革命"是如何改变了农民的命运的时代重大命题,在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接通了乡土中国的"地气",这使得它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知识分子主体性的消解及重建

知识分子在人文学科中不是一种职业的界定,而是一种哲学抽象.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正本渊源应是孔孟悉心培养的"君子"或"士",他们以其主体性人格的凸显而成为传统知识分子的鼻祖.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却处于日渐消解之中.人文情怀的回归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崇高使命.     

论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想的三个层面

在中国传统的法治思想中,无论是偏重“德治”的儒家的,还是偏重“法治”的法家的,他们均认为“诚信”是“国之宝”、“民之所庇”;“身正”是治事理政、教化他人的前提;“别善恶”、“理万人”是“法”的初衷。     

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正当性之证成路径

蔡和森活跃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蔡和森沿着"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路径,首先批判传统儒墨思想,用新道德观、新义利观对传统伦理注入了价值逆反,形成了民主主义革命观;而后,蔡和森受陈独秀、李大钊的西方近代革命思想影响,吸收马克思主义革命说;同时,蔡和森与毛泽东探讨革命的手段与目的,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形,提出"马克思主义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的理论,论证了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文章围绕秩序、法制与革命,梳理蔡和森论证中国革命正当性的路径。     

“旂铃”与“圣人振铎”神话——从文化大传统探寻“工史”如何“书世”

当下人文社科研究的人类学和考古学两大转向语境下,书契与讽诵作为四重证据和文化大传统的重新发现,为因筛选、遮蔽和遗忘而导致的文字文献难解谜题提供了释读新视界。"工史书世"的基本方式,是工史身份递降和人类文明传承方式及技术变迁的物证。后世王者所追认的圣王谱系和神性祖先,原本是天神之子或可以借助神赐法器变形幻游通神的宗教领袖。职司书世与诗世的史官用事之物旂铃、玉瑹和圣人振铎、凤鸣衔珪等圣瑞建构均深植于神圣传统和法器信仰神话。     

论苏辙的辞赋创作

在北宋后期的文坛,苏辙是一位相当重要的人物.他的辞赋观和苏轼相近,相当重视辞赋在造就、展示文人胸襟方面的价值.苏辙赋与苏轼赋一样,追求情、理与物象的相融,以展示脱俗的澄怀见长.苏辙赋有相当独到的地方.他的赋风格平淡渊雅,与苏轼赋的横放飘逸有别.他的赋善于铺排描写,尤其善于描写悠远明净的境界以表达心灵的闲适超然.对待辞赋传统,苏辙继承的一面要多于苏轼.苏辙的四言赋相当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