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儒学源于中国,泽被全球,而韩国是儒学最先传入的域外国家。儒学传入朝鲜半岛后,与其本土的文化习俗相融相生,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韩国儒学。定儒教为国教的朝鲜王朝排佛崇儒,以朱子学作为立国准则,以儒治国,儒教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由此,儒学经过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时期,至统一的新罗王朝,再至高丽王朝,最终在朝鲜王朝完成了其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本土化历程。儒学在朝鲜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大明、朝鲜宗藩关系的确立;其二,朝鲜性理学的形成;其三,朝鲜书院及汉语教育的兴盛。     

青阳乡约与明代泉州的文化整合

乡约及其所代表的“化乡”实践是探讨传统中国文化大一统的重要内容。明嘉靖年间,庄用宾等泉州缙绅在继承蔡清开创的学术传统之外,从京师带回新观念,尝试用自己的方式改造社会,青阳乡约应运而生。庄用宾基于当地盈塘水利和“朝天拜会”八堡轮流值社的传统,创造出乡约的组织架构,并增加新的礼仪实践,塑造乡贤谱系,将王朝礼法和地方传统融为一体,给本地文化注入新的内涵。正是通过诸多与青阳乡约相似的实践,以泉州为代表的兼有海内外多元文化传统的滨海地域社会以自己的方式融入中国文化大一统进程。这为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视角。     

先秦儒学从孔子到孟子的流变

儒学是由孔子继承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而建立的,孔子把富有政治色彩的典章礼乐制度民间化、社会化、人情化和人际化;孟子在孔子所做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人性化、人格化,甚至自然化,从而完善了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也确立了儒学在当时乃至其后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儒学发展的。     

流通的西南：走廊视域中云贵地区的文庙分布与儒学发展

云贵地区的文庙分布及儒学发展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过程有密切联系。文章以民族走廊的理论视角为基础,以动态的、整体性的脉络把握西南的联通与流动,具体讨论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云贵高原板块的联系,尤其关注了珠江与云贵地区的联系,以及沅江在东西南北文化联结中的作用。然后,以云贵走廊为线索,挖掘明清时期国家力量主导下的驿道开发、移民迁徙、改土归流、文庙建设、儒学传播等一系列举措,阐释中原文化、沿海文化与西南文化的互动过程。这些举措不仅加强了云贵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更促进了各民族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     

论晚清儒学政治社会化危机

晚清 ,儒学的政治社会化陷入了空前的危机 :其核心内容即儒学政治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因无法应对现实的挑战而失去合理性 ,其主要实施机制即儒学教育逐步被新式教育所取代 ,其动力机制即科举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而最终被废除 ,其强抑制机制即严禁“异端邪说”因西学的涌入而失效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儒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嵇文甫先秦诸子儒学研究平议

嵇文甫的先秦诸子儒学研究立足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具有汲取先秦诸子儒学的精粹、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容和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现实指向。嵇文甫用唯物史观批判和改造史料学派,既克服史料学派脱离现实的局限性,又充分吸收了史料学派的怀疑精神和求证精神的优长,从方法上完成了唯物史观与史料学派的融合,实现了儒学研究方法的创新。嵇文甫集中批判了先秦诸子儒学的阶级倾向性、维护贵族等级制度的特点和唯心特质等三个方面的缺点,也充分肯定了先秦诸子儒学的人文主义、重民思想和教育思想。     

上博简《中弓》与早期儒学传承的再评价

上博简《中弓》是对传世本中“仲弓”言论的丰富,《中弓》简的文献价值主要在于为研究早期儒学分化与流传提供了实物依据,是对韩非“儒分为八”说的补正;其文化意义则是印证了儒学南传。这对于推进七十子的研究、弥补早期儒学传承中的漏洞,有巨大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