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野

<正>"德主刑辅"在依法治国这个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中有两层意思:第一,执政者应该以采取符合民众利益的政策措施来争取民众的拥护支持,此为主,以迫不得已采取的法律等强制性措施来强迫服从、实现控制,此为辅;第二,法律必须以维护社会基本道德为根本目的,必须以社会基本道德要求的具体化、规则化、制度化为基本内容,必须以社会基本道德的弘扬为实施的基本保障。"德主刑辅"与依法治国     

女性公务员领导力提升:职业发展领域的促进

<正>女性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职能的执行者,直接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其领导力水平不仅直接影响政府职能的实现,还标志着我国女性政治参与的实质性进展。虽然女性公务员由于具有较好的职业声望与社会地位,拥有获取政治、经济与社会关系资源的便利,具有领导力提升的实践平台,但是在公务员管理制度与文化层面,却面临职业发展领域的障碍,阻碍了领导力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在此背景下,分析女性公务员领导力现状,探讨其职业发展领域的多种障碍,以寻求职业发展制度的改善,为女性公务员领导力提升提供政策参考。     

全球化和市场、国家及市民社会关系的变化——对阿根廷巴塔哥尼亚和美国艾奥瓦州的比较分析

作为全球化的必然结果,纵向一体化对产品生产、加工与销售区域的人类与景观产生了巨大影响。无论是地处美国的中部,还是地处阿根廷的南部,促使当地人无法立足的农业类型均是家庭规模的市场化生产。家户式的生产模式通常会趋于多样化。从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地处美国艾奥瓦州家庭式生猪生产商和位于阿根廷里奥内格罗省的家庭式苹果生产商,均由于纵向一体化的全球公司而从多方销售的独立生产商变为无法立足。它们对纵向一体化各种方式的抵制,证明了中心地区和半外围地区存在的各种可能性,也展示了可以怎样动员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来创造和控制各种可供选择的农产品市场网络。由于造成家族式企业主要弱点的原因各不相同,里奥内格罗省面临的是劳动力问题,而艾奥瓦州面临的则是环境问题,纵向一体化的机制在两地的实施也有所不同。因此,跨国公司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实现对价值链的最大限度控制,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负债。在两种环境下,跨国公司都试图既实行直接控制也实行分包,并通过分包减少抵制。对保留识别产品(identity-preserved products)分销的备选价值链进行正规化,为持续不断的抵制提供了一种结构。然而,反对更具持续性的结构的统治体制发挥了作用,阻挡了会给当地居民和生产商更多选择的政策。     

启激心志的六句话

正人生好比一棵成熟的大树,愈是要壮大成长,愈需要培养根基,树愈大,根必愈深。许多人之所以在人生的旅途中迷了路,大都是因为根基扎得不深、扎得不牢。那么,如何提升内心的修养,夯实心灵的根基,我想送六句话与大家共勉。第一句话,要有为而不争的淡定。这些年,大家都有这样一种感受,一旦某个地方或某个人出了问题,能主动站出来承担错误的很少,相反,一旦有了成绩,就抢着向上报情况、争荣誉。功利主义的思想在当代社会充     

新型城镇化到底新在哪儿

城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规律，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推进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综合来看，新型城镇化体现出六个新特点。     

售后服务管理师,提升社会服务水平的保证——访售后服务专业人才培训专家杨谨蜚

"售后服务管理师"也是我国首创的全行业服务认证——"售后服务认证"的体系构成部分。"售后服务管理师"已成为中国最具知名度的服务人员专业资质。     

论社会转型与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除传统的因素外,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具有鲜明的"转型"特点。突破传统惯性逻辑思维的狭隘限制,以社会转型为宏观背景,分析影响西北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变量,为全面认识和根治社会稳定问题开辟了独特路径。以西北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整体性、非均衡性、异质性、突变性、模仿性、复杂性等特点为切入口,以经济、意识形态、宗教文化等核心"元素"为价值变量,以"民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建设为根本路径,助推西北民族地区社会稳定。     

晚清民国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析产初探

分家析产是民间社会非常普遍的历史现象,分家行为的重要法律凭证是分家单,因此通过研究分家单可以直接反映历史上的分家析产行为。清末民初山西清徐县王氏家族分家就具有典型性,其分家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为解决家族内部矛盾,二是为促使后辈独立生存和发展。清徐王氏家族分家原则是按诸子均分、共同赡养,其具体流程是在族长的主持下操作。分家析产行为有积极与消积两重社会影响:虽然有效地维护了家族的正常生活和发展,但同时又导致了家庭间的社会分化、土地的分散化、中贫农阶层的扩大等问题。     

论信息技术应用中的社会及其治理

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社会在两个维度上表现出了急剧变革的要求。一方面,人类社会处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转型期；另一方面,技术进步的成果喷涌而出,在很多技术成果背后,都可以看到信息技术的身影。信息技术已经是我们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虽然技术会对社会的既定形态构成挑战,却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人们需要对技术造成的挑战重新认识,将其转化为社会变革的观念和要求,并作出实践安排,才能促成社会变革。在此过程中,社会治理的变革往往会滞后于社会变革。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得社会治理方面的变革承受了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梳理社会治理变革各个方面的要求,并作出安排。     

30年,再出发

正常言道:三十而立。1984年,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公共关系这一新鲜事物来到中国,至今已整整30年。回望过去,公共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像一粒种子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在此期间,国际公关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国内公关公司也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30年来,公共关系传播国家形象,促进社会创新,引导社会责任,树立企业品牌,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出了力、添了彩。而立之年的中国公共关系行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行业最初被人误解,到行业发展的规范化、专业化,再到创新问题、人才问题、网络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