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自由"与"自由个性"——柏林对马克思"自由"概念的误读

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是扬弃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自由个性"。由于柏林不懂得,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方面去理解物化的现实的,并且强调的是"抽象的自由"和"现实的自由"之分,从而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误解为"积极自由"。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澄清柏林对马克思的误解,科学地阐释马克思的自由概念,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现代启示

正义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一个社会遵循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的团结,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什么是正义,怎样才能做到正义,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回答。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以及关于正义的两个优先原则———自由的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正义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正义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做NF：每月玩一个命题作文

生活的乐趣从来都不是从一而终,如果你不是IF(全世界范围内自由地工作和生活),就要做NF(National Freeman),在西藏、云南、上海、北京、周庄快乐行走,遗世而独立,做个国内潇洒自由人,这是我的生活态度。 在2000年11月29日到来之前,上述语言简直是一堆妖话,差不多是痴人说梦。那时候我在山东卫视做一档女性节目的记者工作,     

康德论因果性问题

本文系统分析了康德因果性问题的来由、康德重建因果律的步骤和康德因果观对我们的启示,指出因果必然性问题历来是西方科学思维的核心问题,康德为了回应休谟对这一问题的挑战而引进了先验主体的能动作用,但由于他把现象和物自身割裂开来,导致了自然因果性和自由因果性的对立。文章批评了现代非理性主义和科学哲学在因果性问题上的失误,指出只有建立哲学的人学本体论才是解决因果性问题的唯一途径。     

自由的两种含义及其对法治的意义

古典自由主义时期 ,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分类已经被明确提出。自然自由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自由 ,自然自由强调自由的平等性 ;社会自由是经过理性妥协和制度限制的自由 ,社会自由强调自由的权利性。从自然自由到社会自由就是使自由由价值形态转变为权利存在 ,这个进步在人类自由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明确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的不同含义 ,对于法治具有重要意义 :以价值形态的自然自由为出发点 ,以权利存在的社会自由为制度核心 ,能够造就法治传统 ;宪法是自由的宣言书 ,自然自由体现为价值预设 ,社会自由表现为权利安排 ;自由既是目的 ,又是手段 ,法律制度对自由的限制应具有正当性和适宜度     

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政"运动的精英人物,又是近代道德转型的先驱者.因为传统中国所实行的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机制,因而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也即其道德人格诉求.谭嗣同进行"政体创新"与"道德创新"的理论武器是其"心力说"."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     

自由在契约论伦理思想中的有机统一——从卢梭到罗尔斯

从卢梭到罗尔斯,契约论伦理思想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显现了不可低估的内在张力。无论是卢梭的契约论伦理思想还是罗尔斯的现代契约论伦理思想,其理论基础均为"自由",并将其在各自所构建的思想体系之中高度统一。尽管对"自由"基本内涵的理解不同,卢梭的观点是它不等同于任意而应以公共利益为依归并受理性所制约,罗尔斯则主张它是个体在自律与他律中的一种自我实现,但两者都受到一种从自由意志上升到公共意志的思维路径所统辖,在两者所确立的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一种由个体自由上升到社会自由(社会正义)的价值定位。通过对卢梭和罗尔斯所阐述的自由在契约论伦理中的辩证统一的特征之研究,不难看出自由精神的价值意义和生命所在。     

《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表达自由与当代中国

人人都应享有表达自由,因为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表达自由之于当代中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就完善我国表达自由制度的路径而言,本文认为,要落实《宪法》文本上的表达自由,就必须实行宪法司法化,必须突破新闻立法困境、破解新闻立法难题。惟其如此,表达自由才可能成为一项真实而有效的基本人权。     

对“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的再认识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共产主义运动及其实践追求的实际内容。而对“人”的理解存在着“个体”和“类”两种意义上的理解。自由主义从类本质意义上抽象谈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具有极大欺骗性和虚伪性，而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片面对集体主义的强调则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误读。从马克思的本真语境出发，辩证理解个体与类的关系才是对“人的全面发展”中“人”的正确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