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使得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为使该领域研究能在更开阔的空间中走向深广，本文提出以下三个观念维度：其一，应以“江湖文学史”的观念重审昭和文学史的史述逻辑，以“影子研究”的方法，以德意诸国同类文学为参照系，为日本战争文学建立有效的世界坐标；其二，可将“战后”视作历史后视镜般的认知装置，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照亮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其三，有必要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侪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描绘战时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色光谱，并据此考察在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异态时空中的人，使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在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的复杂关系层面上成为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     

新村：志贺的“童话”——由志贺文学的“同情”主题作品群切入

志贺直哉与武者小路实笃同为"白桦派"的旗手,然而对于密友倡导的轰动一时的"新村"运动,志贺直哉却三缄其口.这种沉默应如何解读,本文拟从志贺文学"同情"主题作品群切入,探寻志贺直哉的"新村"认识.     

大正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北京体验及其政治、文化心态

大正时期日本文化人北京体验中有三个显著的特点。首先,在京"支那通"影响巨大,他们彼此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人际关系网络,不仅充当了日本文化人探访中国政界、文化界精英的媒介;同时作为向导,他们又在相当程度上塑造了后来者中国观察的对象、视角和逻辑。然而由于常有"以北京代中国"之弊,受其影响,满足于体验而不求甚解的漫游者们大多满足于道听途说的知识、其涉华认知难以揭示被权威们遮蔽的中国面貌。其次,日本左翼文化人作为个体旅居北京的活动和创作,及其对日本侵华的批判或与中国左翼人士的联动等都依然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课题。再次,与此相对的,此时期大部分日本来京文化人对其母国侵华缺乏自觉的反思与批判。这些热爱北京的日本文化人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可以在北京漫游的前提正是日本曾/正作为列强之一参与分食中国这一历史/现实状况的日甚一日,而其母国侵略中国的态势便这样被掩盖、置换、湮没了。     

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北京"的问题化——兼论日语学者日本文学研究的局限与可能

相形于起步较早、成果丰硕的"上海学",日本文学研究视域中的"北京"尚未被学界予以"问题化",系统研究付之阙如.对于日本而言,中日战争的爆发使上海作为"资本主义最前线"的意义随之消散,北京继之而起,成为"东亚建设的基地".这一身份与中华故都、文化古都的本土身份相叠加,成就了北京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意义;相应地,日本文学中与之相关的文学表达也呈现出多维交杂的色彩,值得深入研究.日本文学"北京学"可借鉴"上海学"的经验,但更应立足于具体问题,在材料、视野与方法上作出更大程度的开拓和超越.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学研究之主力的中国日语学者而言,如何发挥自身双边语言文化优势,扬长避短,在中日之间确立自身的学术坐标,是亟待反思的.     

人到中年,学在中天——就十卷本《王向远著作集》出版发行采访王向远教授

做学问本身就是一种修行,需要培养长年累月甘坐冷板凳的耐力,需要将学术本身作为目的,需要有一点"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需要有一点不追名逐利的脱俗与清高,需要有一点以苦为乐的痴心与执着,否则坚持不了很久。     

统一战线抑或兄弟阋墙——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再论

在战后初期中野重治与《近代文学》同人平野谦、荒正人之间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展开的论争中，论战双方都试图借壳于战争责任问题，试图超越战争、在较长时段中考察自我与论敌的历史位相，并以历史正确者之名提出自我主张。平野将对责任问题上溯至1934年，以人性之名，经由转向问题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路线的批判，据此否认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阵营无反思的再起及其文坛领导权的一元化独占；中野所代表的新日本文学会则将战争问题转化成了革命议题，意图将异己者视为反动势力并从革命阵营中予以排除，战争责任问题在双方各自的算计中迅速空洞化。实际上，在多重意义上，1946年的民主主义文学运动都与1930年代前半期原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存在着诸多显见的思想继承关系。战败之初，新日本文学会并非没有表现出对战前道路的省思和战后文学跨阵营联合的意愿，然而，一方面缺乏将其落实的现实方案，另一方面，伴随着论争的展开，双方过剩的情绪、主观臆测架空了原理性思考，最终渐行渐远亦是必然。     

雅努斯的追问——战后初期日本文坛“政治与文学”论争中的战争责任问题

1946年，平野谦以无产阶级艺术家的战争责任问题为切入点，以臆想出的事实为基础，对左翼文学阵营发起了整体性批判。这一批判应与1934年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解散前后的转向问题，及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整体性评价相结合进行关联性考察，据此方可揭示其思想根源。平野谦的左翼批判继承了龟井胜一郎在1930年代中期的基本立场，反对“目的-手段”二元论和文学的“政治主义”。战后初期，这一从思想到路线层面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批判性回顾，旨在否认因战时抵抗而在战后初期占据道德优势的左翼文学阵营对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独占。在此进程中，战争责任问题在平野谦明确的目的论指向下迅速形骸化，并在“政治与文学”论争中被赋予了新的历史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