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

确立和调整城市治理的空间策略是现代国家的重要任务。改革前中国的单位体制,使国家能够依靠单位实现“单元分隔”式的治理模式。改革以来,这种整齐划一的空间战略无法适应新的城市社会变迁。在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中,出现了三种不同的国家空间战略,即“政党国家”,“行政国家”和“社会化国家”模式。当前城市社区改革的困难和复杂性体现了以上三种空间战略的对立和冲突。     

日本国民心理对中日关系影响的分析及对策

日本人心理的二重性和不确定性,是近年来中日关系亲和度不断降低的重要原因,它直接影响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对待中日关系我们除了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要采取理性的态度,从大局出发,把国家利益奉为最高原则,正确对待历史认识问题。地缘的安全稳定及经济的互利合作等多方面因素,要求两国国民必须端正心态,正视彼此已变化了的现实,加强沟通,增进理解,谋求双赢。     

民粹主义研究的概念泛化问题及其辨正

作为当前最富争论的学术概念之一,民粹主义已经成为指涉欧美国家诸多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政治策略和政策论述的常用术语。这一现象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社会经济结构两极化和社交媒体催化的产物,客观反映出西方各派政治势力在选举政治动员与政策论述中持续不断的“框架整合”需求。概念的过度延伸导致民粹主义从一个左派思潮的元概念沦为包含左、右翼民粹主义的宽泛概念,甚至与民族主义概念相混淆,造成“民粹民族主义”和“民族民粹主义”的“概念创新”现象。事实上,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涵应包括经济平等主义、政治平等和直接参与、文化通俗化、反精英主义和反自由多元主义。作为面向社会底层的独特意识形态体系,民粹主义具有左派倾向。民粹主义反对精英主义和社会不平等,可以视为自由民主的部分内容,但其对政治代议制度、优绩统治和自由多元主义的过度挑战,又有损民主精神和政治的制度化。     

城市化为何导致政治失序?——一个经验命题的文本分析与框架建构

围绕着"城市化如何导致政治不稳定"这个经验命题,目前的研究主要基于三种解释路径:城市偏向、城市主义以及政治排斥。通过对这三种解释路径的方法论的综述与评价,可以看出结构主义、生态主义以及历史主义在解释这一问题时各有优劣之处。通过学术反思,我们倡导运用国家基础权力理论来解释中国这个例外现象。对中国经验的诠释应当着重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从微观层次上观察国家基础权力的范围、能力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支撑作用,从而为我国城市治理研究提供理论帮助。     

西方民主化研究的认识论反思

20世纪后期发生的全球性政治变革浪潮催生了民主化研究。研究者围绕民主转型的特点和阶段、民主转型的条件、转型之后民主制度的选择、民主如何得到巩固以及如何促进民主的国际化等问题展开研究。西方民主化研究在看待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转型时,往往将早期民主国家作为范型,以西方民主国家的体制和成功经验为标准来衡量转型国家,将政治转型等同于民主转型,将西方自由主义民主作为民主化的目标,主张民主化不需要前提条件而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认为民主化就是政治精英设计和推动的结果。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损害了研究本身的客观性、科学性,对此,我们有必要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反思。     

中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与限制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合作治理理论证明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理论可能性;政府职能的转变,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组织自身优势的发挥为其参与社会管理创造了现实可行性。当前我国社会组织逐渐成为政府社会服务购买的重要承接主体,并将在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以及提高公共政策执行能力、扩大公民参与上发挥着积极功能。然而,囿于不健全法律的体系,较为低下的政府服务合作管理能力以及志愿失灵等因素,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领域和功能仍然受到一定限制。     

法治建设与国家治理:从行政诉讼改革的视角

国家治理体系建设已经成为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不仅要着眼于提高行政能力和扩大社会参与,而且应当充分发挥法治的治理功能。法治能够为行政治理与公众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其也是国家治理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平台,法治的功能有力地表明了习近平指出的“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论断的正确性。以实现善治为基本目标,本文倡导将法治建设作为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模式,提升司法系统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了从理论上论证依法治国对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概述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治理所取得的成就,以2014年以来的行政诉讼改革为研究对象,展示法治在国家治理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     

民主反对参与:现代民主理论的张力与逻辑

现代主流民主理论是基于代议制的自由主义民主,只需最低限度的政治参与,反对广泛的公民参与。近年来参与民主、协商民主等新的民主理论异军突起,在这些理论中,公民参与被视为民主的核心。民主和参与之间的这种张力,在历史上曾表现为共和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的消长关系。公民参与理论在世纪之交的勃兴,是西方整体进入后现代社会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普及的产物,可称之为"后现代民主理论",但其并未撼动代议民主的主流地位。以公民参与为核心的民主理论之所以难以成为主流,是由其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造成的,因此只能作为代议民主的补充而非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