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

中国传统的政治共识更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来推动的,执政党通过党政资源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将自身的政治共识转化为全社会的政治共识。这种政治共识形成了支配性的政治话语体系,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合法性支持与充分的政治保障。互联网在中国的兴起渐次形成了一股网络民粹主义思潮,它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观,即从平民的立场审视公共政策,强烈批判主流的政治话语,反对国家本位主义与精英主义价值观。网络民粹主义形成了与主流政治话语权相抗衡的独立话语权,蚕食并解构着传统的政治共识。     

The Effect and Policy Choice of Youth＇s Cyber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mocracy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青年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中国民主建设状况与政治发展方向。青年政治参与先后出现过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动员型参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利益趋动型参与、网络时代的自我表达型参与三种类型。青年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由于网络自身的适时性、便捷性、交互性，再加之现实政治参与渠道的狭窄，在网络空间的青年政治参与表现出迥异于物质世界青年政治参与的活跃性。网络政治参与是青年政治参与新的增长点，不过其自身也存在着非理性、失范性、网络民粹主义、网络谣言等负面效应。为此，构建引导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政策与制度势在必行。     

政府上下级之间相互猜忌的成因及破除之策

政府内部组织结构问题是导致上下级之间相互猜忌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协同治理理论框架下,造成政府上下级之间相互猜忌的成因包括内部治理的组织建构不完整、政府内外部环境欠佳、政府内部治理优化机制欠缺等。破除上下级猜忌现象需要从完善政府内部组织建构、改善政府内外部环境、优化政府内部治理机制等方面入手。     

民主视角下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效应与政策选择

公民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青年政治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着中国民主建设状况与政治发展方向。青年政治参与先后出现过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动员型参与、市场经济时代的利益趋动型参与、网络时代的自我表达型参与三种类型。青年是网络政治参与的重要主体，由于网络自身的适时性、便捷性、交互性，再加之现实政治参与渠道的狭窄，在网络空间的青年政治参与表现出迥异于物质世界青年政治参与的活跃性。网络政治参与是青年政治参与新的增长点，不过其自身也存在着非理性、失范性、网络民粹主义、网络谣言等负面效应。为此，构建引导青年网络政治参与的政策与制度势在必行。     

国家关怀与政治共识的建构

政治共识是现代国家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基础和前提,而一个具有高度政治共识的国家又必定是民众具有高度国家关怀意识的国家,唯有如此,这个国家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才能在国际社会中具备长期的成长性。面对国家关怀意识淡化导致的政治共识缺失的现状,中国要维持长期的稳定发展,必须以凝聚国家关怀意识为突破口,逐步重建政治共识。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共识

缺乏政治共识被认为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后果之一,但是它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共识存在把对国家的基本合法性与其具体政策和各个政府机构的政策区分开来的趋势。政治共识问题多出现于后者,对它的争议目前还未根本性地影响国家总体的合法性基础。另外,法治国家建设使得作为程序性共识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政治冲突的最终防线。这是一种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的政治共识。对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公民社会的保护、对法律体系的完善有利于中国式政治共识的进一步发展。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准全能主义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由此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对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企业生产方式资本化的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另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加强集体化的组织建设,争取工人的工业公民权。     

人才政策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影响——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人才是各地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支撑，各地政府试图通过制定各种形式的人才政策吸引并留住人才。不过，关于人才政策实际效能的研究较为匮乏。文章利用“58同城”的个人简历数据，以2010～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的人才流动为案例，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人才流动的网络结构和空间格局，着重探讨人才政策对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影响，以及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下人才政策的边际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际人才流动十分频繁，经济基础较好、工资收入高、产业结构和市场环境较好的城市是人才流动的辐射聚合高地；（2）长三角城市群的人才流动围绕上海、南京、苏州、杭州、合肥形成“Z”字形的空间格局，人才流向由大城市间流动演变为大城市间流动和邻近城市间流动并重的局面；（3）人才政策能够很好地吸引人才流入本地，但只有当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较高时，人才政策才会发挥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较低时，人才政策对人才流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据此提出了政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