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扶贫的创新与成效——兼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的脱贫攻坚阶段,金融作为扶贫开发的支撑和抓手已成为脱贫攻坚战的"重头戏"。金融扶贫有其优势,但也面临交易成本过高的障碍和政府干预过度的风险。针对金融扶贫的障碍和风险,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并取得初步成效。宁夏回族自治区认真落实中央有关部署,积极探索地方实践模式,取得了可持续的扶贫成效。国家的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的实践,形成了政治与政策语境下的金融扶贫话语,不仅拓展了金融扶贫的道路与模式,也积累了金融扶贫的基本经验。     

论中国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阶段。脱贫攻坚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深化推进,不仅彰显脱贫攻坚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也预示贫困研究与贫困干预模式的转型。在习近平扶贫思想引导下,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推进扶贫体制、机制、路径的改革创新。顶层设计日益完善,实践领域不断破局,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减贫成效。基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践经验与现实需要,贫困研究和反贫困实践的互动愈加频繁,新理论引导实践不断创新发展,实践发展又为理论创新拓展经验基础。脱贫攻坚“理论[CD*2]政策[CD*2]实践”互动转换,建构了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科学研究的互动空间,避免了学术研究成果与现实发展需求的割裂,也激发了学术与政策领域的研究活力。推进这一模式的发展与完善不仅有助于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也有助于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方案。     

农户生计与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 ——基于301份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对湖北省随州市和黄冈市301户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有相当比例（41.5%）的农村劳动力愿意成为职业农民,当前农村社会并非无人愿意种地,而是有意愿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力及其家庭面临“无地可种”的困境。（2）农户生计显著影响其劳动力的职业务农意愿。就生计模式而言,相比于纯非农户,兼业农户中的劳动力更可能选择职业务农;就资源禀赋而言,拥有可代替劳动力的农机具及家庭实际经营耕地面积具有正向刺激作用;就生计状态而言,家庭货币支出压力越大,其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越强。此外,个体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政府农业补贴力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转入耕地难易程度与个体劳动力职业务农意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探析——基于鄂东白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综合性协调努力。     

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

基于对武汉市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基本状况,并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制度化维权意愿。其中,老乡会、政制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对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工会、对政府的信任度和企业的社会保障水平等变量影响不显著。个体特征方面,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和在岗职位成为影响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重要因素。     

回流农民农业经营职业化的影响因素

基于在甘肃、湖南和贵州三省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回流农民农业经营决策和新型农民职业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回流农民是否从事农业经营和能否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同时受到个人禀赋、农业信息感知和乡土情结的影响。个人禀赋的影响表现为:教育程度较高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低;有培训经历和非常健康的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高;农业信息感知的影响表现为:惠农政策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大,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也越大;农业风险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越低;支农举措感知水平越高,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的可能性越大;乡土情结的影响表现为:有土地流入经历的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可能性更大,爱农情结越深的回流农民越容易成为新型职业农民。建议从改善农业经营金融扶持与农业保险体系、强化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业信息传播效果和激发回流农民乡土情结四个方面入手,吸引更多回流农民从事农业经营,培育更多回流农民成为新型职业农民。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调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户普遍了解新农保,参保积极,但缴费水平偏低;宣传动员有助于提升农户信息了解程度,从而提升农户参保广度,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当信息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行为,情理动员无显著影响;当信息不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情理动员可以提升参保广度,但参保深度不足。社会动员效力与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相关。在当前经济理性主导下,社会动员必须符合农户的经济利益。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成员对新制度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有限,社会动员具有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功能。     

无雇佣化的商品化：家庭农场的发展机制分析 ——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

家庭农场产生于土地规模流转的基础上,是现代农业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基于皖南平镇粮食家庭农场的调研,总结了家庭农场的三种生成路径：资本大户分包、返乡青年创业以及农村种植大户转化。现阶段家庭农场呈现出主要劳动力来自家庭内部,原始积累来自农业之外,规模具有伸缩性及促进分工细化的特征,其实践体现出农业生产“无雇佣化的商品化”过程,即家庭农场一方面显著提高了农业商品化的程度,另一方面依然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少雇佣且无雇佣经理人。家庭农场是小农经济发展的高级形态。现阶段家庭农场的发展宜注重小农经济的连续性,政策上给以家庭农场规模弹性的空间并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     

表演者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生产--以湘西苗族鼓舞为例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湘西苗族鼓舞形成了包括鼓的形制、击鼓节奏、舞蹈技巧在内的一整套知识体系,该体系是六代“鼓王”及其他表演者们在不同时代场景下,应对不同需求,面对不同观众,以及基于不同的身份认知情况下,逐渐累积而成。苗族鼓舞知识体系始终开放,使其所容纳的知识在结构中流动、代谢、更新。鼓王们通过讲述,展现了苗族鼓舞知识体系多元、开放、创新的特点以及该体系的整个生产的历史和社会脉络。该经验启示人们,作为知识体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叠加着历史经验、社会场域和表演者个体认知,想要活态地将“非遗”传承下去,就要继续坚持非遗知识生产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给予传承者更多创新和发挥的空间。     

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困境”现象探析——来自湖北T合作社的个案

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推进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变革的载体发展迅猛。但是实践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往往与合作社原则出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从而面临＂规范困境＂。通过对湖北T合作社的田野考察,将合作社置于行动主体的地位,从社会网络的视角去理解现代农业发展背景下合作社与多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分析表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行动构建区域社会地缘关系网络,权力关系网络、市场关系网络,并从中获取资源。同时这种网络对合作社的进一步行动形成制约,产业发展空间、农户行为特征、组织对市场的替代能力将是合作社突破＂规范困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