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SM村的个案调查

基于对12名农村老年人的访谈,以场域理论为分析视阈,以文化惯习约束与社会场域型塑相融合的研究路径来深化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现象的认识：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型塑因素;农村孝道文化的式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是农村老年贫困的次生性建构因素。二者相互依存交互影响,将农村老年贫困的型塑与建构融合于农村老年生活的实践。要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需要破除农村老年贫困的养老惯习,建构改善农村老年贫困的生活场域,强化突破农村老年贫困的社会实践。     

西部地区农村老年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的调查数据

基于西部地区106个村落1575位农村老年人的调查数据,对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Probit模型显示：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因素有共性因素和特性因素,年龄、劳动、政府救济金、财产性收入、低保和子女生活费、子女经济状况是影响老年人贫困的共性因素;文化程度、健康程度、自理能力和是否有养老保险是影响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子女数、性别、婚姻状况是影响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贫困的特性因素。针对这一结论,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基础医疗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新型“孝文化”,营造尊老爱幼的良好社会氛围,缓解西部地区老年贫困。     

相对贫困视域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将消灭绝对贫困,未来扶贫工作的重心将从解决绝对贫困转向瞄准相对贫困,由于人口老龄化趋势与城镇化发展,农村留守老年人口逐渐增多,加之农村老年群体增收困难、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式微以及农村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等因素,农村老年人将是相对贫困防控的重点特殊人群。在相对贫困下,关注农村老年贫困不仅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要把解决农村老年贫困问题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统筹规划;要创新农村老年人的多维精准识别与帮扶机制,加强“扶贫”向“防贫”转变;要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升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要构建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保障供给水平,以构建相对贫困下农村老年贫困治理长效机制。     

“非收入”多维贫困的识别与影响因素探析——基于CLASS数据对农村老年妇女样本的考察

文章基于AF贫困测量法,结合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老有所乐"四个维度出发,将各维度对应指标均匹配到国家关于老年人或妇女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依据,识别出我国农村老年妇女在非收入层面的多维贫困现状——医疗服务不足、卫生条件简陋、互联网生活匮乏是当前我国农村老年妇女面临的三大生活困境;量化分析收入贫困与文章定义的非收入多维贫困的关系,从个体、家庭、地区层面找出影响农村老年妇女的致贫因素——年龄、学历等个人因素和区域因素明显影响着多维贫困的发生,收入、家庭成员等变量与老年妇女晚年是否陷入非收入多维贫困也存在着必然联系。     

老年多维贫困测量:概念与视角的转换——基于A-F法及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加剧与精准扶贫发展背景下,老年贫困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和难点。识别并缓解老年贫困,是检验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基于多维贫困理论,运用Alkire Foster方法构建老年多维贫困测算模型。依据2014年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CLASS),以11个省（区）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收入、住房保障、健康程度、养老服务、可行能力、社会参与、精神状态等7个维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收入并非老年贫困唯一致因,随着维度增加,老人贫困规模扩大、贫困程度加深;城乡、区域多维贫困差距增大。因此,应加强对老人贫困多维度识别与测量,对不同类型贫困老人提供“问题响应型”或“需求响应型”等多样化帮扶措施,有针对性地构建多主体、分类分层的帮扶网络和保障体系。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 ———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乡城人口流动规模的扩大,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更加复杂,然而,目前仍缺乏对老年群体有针对性的贫困监测。文章提出老年贫困测量应衡量经济条件、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多个维度,并从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视角,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对农村老年人的收入、健康和心理三个维度进行了贫困决定分析。分析表明,子女数量对老年人的经济贫困和心理贫困都有显著的影响;独居的老人陷入三种贫困的风险更高;而无退休金的老年人陷入经济贫困的风险比是有退休金老人的22倍。     

西部民族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城乡贫困的比较

民族地区是贫困人口最多、贫困面积最大、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完成8900万贫困人口的建档立卡工作,精准扶贫在各地广泛实施。文章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状况家庭调查数据(2011年),对新疆、内蒙、宁夏、青海、广西、贵州和湖南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城乡贫困分布状况和贫困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在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下,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高于汉族,但城市表现出汉族贫困发生率和少数民族贫困发生率在不同地区各有高低的情况。在不同年龄组中,民族地区农村16⁶0岁劳动人口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儿童贫困发生率和老年贫困发生率因不同地区和民族表现出了差异性。城市汉族和少数民族均是老年贫困发生率最低,城市劳动人口贫困发生率居中,城市儿童贫困发生率相对最高。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提高以及农村家庭人均耕地面积和城市就业都会减少城乡贫困发生的概率。     

农村老年妇女精神贫困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河南省岗村为例

农村老年妇女在初步解决温饱后，面临着许多精神情感问题，主要表现在思维单纯、价值守旧；社会隔离、代沟加剧；精神空虚、盲目信仰；情感孤单与再婚障碍等。解决老年妇女的精神贫困，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加强性别平等；需要政府的教育投入，提高老年妇女的文化资本；需要家庭、社会和养老院的支持，提高老年妇女的社会资本。     

慢性病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研究——以新疆11地州市31县调查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2013年新疆11个地州市31个县的650份农村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慢性病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慢性病对农村老年贫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众多致贫原因中,慢性病解释了7.9%。不同的慢性病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不同,腰肌劳损、气管炎等对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影响较大的慢性病,对农村老年贫困有着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女性、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低、少数民族、家庭规模较小、代际关系较差以及外出交通便利性差的农村老年人,陷入贫困的概率更大。准确把握老龄化与慢性病、慢性病与老年贫困的关系,把慢性病纳入合作医疗补偿范围,根据慢性病和老年贫困的差异性,区别对待、分类施策,能够有效应对农村老年贫困。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资本的培育:我国农村社区多维贫困治理路径

贫困现象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但贫困现象仍然存在,尤其是农村社区。我国农村社区发展基础差、底子薄,贫困人口数量多且有返贫问题,治理难度大,可以说,我国扶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传统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是解决贫困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证明,经济增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贫困,但却不能永久地消灭贫困。我国农村贫困不仅仅是传统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安排问题。贫困与资本缺失密切相关,我国农村社区因物质资本匮乏、人力资本不足、文化资本缺乏、社会资本缺失而呈现出经济、人力、文化及社会权利多维贫困。基于我国农村社区资本缺失导致的多维贫困,通过增加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再生产文化资本、保障社会权利资本和建构社会关系网络资本来培育农村社区资本,是治理农村多维贫困的有效新路径。     

论四种类型的贫困

贫困是一个具有多属性规定的概念。它既是一个由划分贫困标准多元化所决定的多层次概念 ,又是一个由多种相关因素构成的多方面社会经济问题的总称。主要论述了四种类型的贫困 :物质贫困、社会权利贫困、能力贫困和社会资源贫困     

农村女性文化贫困成因及其治理——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视角

农村女性贫困的实质是其在接受教育、价值观念、个体主体性、思维方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落后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影响到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文化贫困。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造成农村女性陷入文化贫困境地的原因既有来自个体微观系统主体意识缺失的原因,也有中观系统中婚姻家庭体制的负向影响,以及宏观系统社会资源不足、文化消费有限,体制结构不合理等因素的制约。倡导文化自觉、提高农村女性自身的认知和评价水平,改变家庭传统观念,倡导男女平等,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等是治理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有效对策。     

贫困的新趋势：消费性贫困——以鄂东打工村庄的消费竞争状况为例

精准扶贫的前提是明确农民贫困的真实原因。过度的仪式性消费支出成为影响农民家庭贫困的新因素,体现在生存消费的品牌化、婚丧仪式浪费的刚性化、炫耀性消费的竞争化。不理性的消费竞争扭曲了家庭的消费结构,导致家庭积累不足、代际支持缺乏,造成家庭再生产的低度循环和内在冲突,发展潜力有限,“消费性贫困”生成。消费性贫困是消费行为的城乡联动机制和村庄经济文化状况叠加作用的产物。城镇消费行为对农村的示范效应,改变了农民的审美趣味,抬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绝对成本,村庄内部的支出竞争无序化提高了农户生活标准的相对成本。因此,扶贫不仅要在增收上做文章,还要在减支上花工夫。改变扶贫思路,倡导文化扶贫,促进消费脱贫,实现扶贫的精准性。     

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贫困老年人由于处于不利的生活环境中,其心理健康状况十分堪忧。基于实证调查数据,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对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贫困老年人较非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更差;城市贫困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好于农村贫困老年人;年龄对数、健康状况、家庭收入、与主要赡养人的关系等因素对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对城乡贫困老年人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的既有相同的影响因素,也有不同的影响因素。     

城市流动人口相对贫困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不同模型分析流动人口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贫困主要表现为相对贫困,消费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收入贫困;贫困类型以持久性相对贫困和选择性相对贫困为主;乡-城流动人口更易陷入相对贫困,且不同贫困类型的发生率均不同程度高于城-城流动人口;部分个体家庭因素和流入地区因素均对流动人口陷入相对贫困有显著影响,其中个体及家庭因素比流入地区因素的影响更大,且不同因素的影响程度在不同分位点存在较大差异。政策启示在于应将流动人口扶贫工作纳入到整体社会扶贫的大格局大体系之中,并着眼于区域发展和致富的长效机制,减少相对贫困的发生。     

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2020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对贫困问题将成为今后反贫困的重点。在回顾和梳理相对贫困内涵和贫困视角转换的基础上,利用2018年CFPS数据分析中国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相对贫困家庭面临较为严重的多维剥夺,其中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主要被剥夺维度是教育、健康和劳动能力,城市则是教育、健康和住房,同时,农村相对贫困家庭的多维剥夺程度显著高于城市;(2)相对贫困家庭不仅受户主、家庭特征等个体因素的影响,还与村庄(社区)特征、户籍制度等结构因素相关;(3)多维剥夺与非多维剥夺以及城乡相对贫困家庭之间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差异。基于此,中国相对贫困治理需要根据贫困剥夺维度和影响因素精准施策,尤其要重点关注遭受多维剥夺的相对贫困家庭。     

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村贫困问题研究

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县,其农村贫困问题比较突出,不仅影响天祝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给甘肃省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带来了很大困难。分析研究天祝县农村贫困现状、贫困程度、贫困人口的分布和典型贫困户的基本状况以及致贫的重要因素,选择有效的反贫困战略以缓解和逐步消除广泛存在的贫困问题,把全县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好用足,促进天祝县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使农村贫困人口解决温饱后向更高层次的小康社会迈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对贫困问题的几点再认识

贫困不仅仅表现为经济上和物质上的贫困，同时也是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贫困，人的文化和精神上的素质提高是脱贫的基础。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对贫困问题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要充分认识到新技术在脱贫致富中的重要作用。贫困问题和其它社会问题形成的恶性循环，需要通过形成社会合力实行综合治理。     

基于社会政策视角下的农村贫困致因探讨

贫困问题是阻碍和谐社会发展的瓶颈.贫困致因中有自然条件等客观的限制因素,也有社会政策方面的影响.现阶段,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完全改变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庞大、贫困代际恶性循环等局面.分析我国农村贫困的致因机理,除了自然、历史及经济因素外,在社会政策偏差、社会排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缺失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使贫困者难以脱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