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人类学研究现状与特点——《法国人类学家学报》30年研究专号管窥

顺应社会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挑战,法国人类学界于1979年5月成立了学术组织"法国人类学家学会",时至今日已30余年。本文透过介绍该学会的学术刊物《人类学家学报》30年来发表的主要研究专号,籍以管窥法国当代人类学的研究现状与特点。笔者指出,法国人类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紧密结合,以研究和解决当代人面临的现实问题为目的,在研究专号中突出应用性,充分体现了当代人类学的特点。     

壁山神研究

壁山神源自唐赵延之,而非梓潼神。自唐以来,壁山神崇信不断。宋元战争中,壁山神的军事辅佑功能凸显。钓鱼城之战后,其影响和地位达到极致,甚至被拉入道教神籍。元明清时期,壁山神事迹模糊,成为合州铜梁土主,但其信仰范围早已自合州扩大到整个四川,成为巴蜀大地共同尊信的著名神。     

历代注疏对《楚辞》地名解说的讹变——以“三危”为例

先秦时代,由于总体上尚未脱离浪漫幻想的神话时代,故典籍所载名物多有迂怪恍惚、飘渺流离的特点.承袭这一历史特征,同时又独具南方地域文化特色的《楚辞》则更是如此,《楚辞》中所载众多具有神话幻想特质的地理名称便是其重要例子.然而在后世各家的注疏解说过程中,对于这些神话的、幻想的、飘渺的名物称谓却总体上采取一种具体化、实证化、明确化的阐释策略,从而最终逐渐远离先秦文献原典的源初性意义.本文拈出《楚辞·天问》地理名词“三危”,以个案研究的方式,具体探讨其语义阐释的讹变历程.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试论戴新三的西藏考察文献及其价值

抗战时期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科长戴新三(1907—1997)是人生大多数时期活动于四川的历史人物,他于1933年通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并于1934年1月到蒙藏委员会任职,先后出任蒙藏委员会参事室荐任科员、《蒙藏月报》编辑主任、蒙藏委员会编译室主任等职。1940年8月被任命为驻藏办事处第二科科长,1941年4月启程入藏,直至1944年11月离藏返回内地,在驻藏办事处任职共4年3个月。在驻藏期间,他被派遣到日喀则、山南、江孜等地开展布施、调查等活动,并以《日记》的形式,逐日记录,撰写了数十万字的三卷本《拉萨日记》。返回内地后他在服务川康工作之余暇,立足于《拉萨日记》,积极撰写了多篇文章,主要是他对于当时西藏地方的观察、纪行、政论,发表于《康藏研究月刊》《风土什志》和《边政公论》。这些文章成为世人观察那一特殊时期的重要窗口,极具史料价值和研究价值。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戴新三在民国后期公开发表的考察西藏地方的多篇文献,结合新发现的戴新三《拉萨日记》第二、三册,分析戴新三公开发表考察文献、未刊日记的异同,发掘戴新三西藏地方观察的内涵,以进一步全面地呈现相关史实,阐释...     

鄂西宗教及其管理调查研究——以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田野点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现有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四大宗教派别。在当前社会转型期,宗教组织、宗教活动和信众状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原有的行政主导型宗教管理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当地宗教管理工作正在拓宽工作思路、改革创新,以引导宗教和谐发展。调查发现,长阳宗教新时期也呈现新的特点,其社会化、大众化趋势值得关注。     

巴蜀傩坛三圣之“土主”考

巴蜀傩坛三圣之"土主"并非"随地异祀"的一方之主,而是确有其人。"川主、土主、药王"三圣合信合祀之风的盛行、文昌信仰的兴起和《文昌大洞仙经》弹演,促使"壁山神"赵延之登上傩坛,成为巴蜀傩坛"三圣"之一。     

西藏地方向历代中央政府的请封与国家认同

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开拓辽阔疆域的过程中，西藏地方数量众多的政教首领竞相向中央政府请求职官封号而被纳入中央王朝政治体制。作为政治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集中体现，西藏地方政教首领的请封与中央政府的册封奠定了二者政治隶属关系的基础。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从自封到请封、从请封赞普到请封地方职官等一系列转变的发生主要源于藏族自身顺势而为的愿望及发展需求，是其自我反思与自主选择的结果，由此而形成的权益认同、政治认同和制度认同可以视为其之于中国国家认同的早期形态。     

民国初年康区交通建设研究——以尹昌衡康区交通思想为中心

清末民初因辛亥革命、“西征”西藏而全国瞩目的政治人物尹昌衡（1884-1953）,其政治、战略、军事哲学的丰富内涵及地位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重视。比较而言,尹昌衡经营康区的思想,尚未得到学界的充分关注。尹昌衡1912年在“西征”路上,对康区交通状况有了亲身体验,升华了他重视发展康区交通的战略思想。尹昌衡发展康区交通的战略思想,包括兴建西藏“工步”（今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工布江达）至四川巴塘（今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之“轻便铁道”“川藏铁道”（即川藏铁路、川藏公路）等内涵,是基于他对康区国防、战略重要地位的认识。只是由于民初国际形势复杂,英国对中国西藏政局的干涉,民国初年政局变化太快,兼之尹昌衡在政坛时间短暂,因此,尹昌衡发展康区的战略思想没有真正开展。但在其退出政治舞台后的一段时间内,与之相似的康藏交通建设措施却得以继续推进和发展,后人常念及他的初创,表明他对于后世有所影响。     

赋文体渊源再论

自汉代迄今，研究者站在不同立场对赋体的渊源进行多层面探析，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遂导致结论千差万别。探求文学体裁的源流变迁，应回归文学文本和产生其文体的时空地域，这无疑已为主流学界所认同。汉赋虽全盛于两汉，但产生汉赋的时空背景更多来源于楚国。从文字学上厘清“赋”义的历史演变，认识“辞”“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本质差异，还原文本、从文本出发考察赋体产生的直接来源无疑是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宋玉继承“屈辞”传统，但又推陈出新，开创了“屈辞宋赋”双峰并峙的文学新局。宋玉将“赋”义在战国时代广为应用的“赋诗言志”以及“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的传统融入于自己创新性的文学体裁“赋”，与“屈辞”言情不同，宋玉诸赋重在体物，此体一经宋玉发端，遂演进成为两汉文学主流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