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主权：跨国公司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影响与重塑

当今世界正处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变革的进程之中。跨国公司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行为主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与重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以高科技、互联网等产业为代表的非传统型跨国公司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更是不可小觑,具体表现为: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掌控的社交网络工具成为凌驾传统政党的政治运作平台,试图超越传统生产力以谋求全球化技术统治;大数据集权成为重构国家与市场的第三种力量,金融剥削与数字剥削构成新的盈利方式;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关联合作,维护了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基本稳定。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跨国公司特别是非传统型跨国公司权力参与下,呈现出一些转型特征: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权威将更为分散、行为主体将更为多元、发展差异将更为明显、竞争态势将更为激烈;与此同时,合作空间依然存在,且主权国家仍将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跨国公司虽然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具有能动的塑造作用,但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其仍然无法超越主权而单独存在,也只有在主权的引导与规范下,跨国公司才能更为有效与积极地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重塑过程,从而更好地为国际社会各参与者提供经济支持...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党微观逻辑

当前,市场化、全球化与网络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社会逻辑力量,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成为推动基层党建发展的政治逻辑力量.基于社会结构的转型与群众生存方式的多元化,作为政治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基层党建发展必须以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提高党的领导的有效性作为根本政治诉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而无论是构建复合型党群关系还是打造党组织主导的多元合作社会治理模式,都要求基层党组织建构枢纽型组织形态来予以承载.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为枢纽型党组织形态的构建提供了技术条件,探索运用信息技术来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尝试实际上是为全面推动党组织适应网络社会的组织形态转型与升级提供经验.     

红色记忆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研究

红色记忆是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建政的历史记忆。红色记忆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增减性、能动性和集约性的特征。国家强化政权合法性建设以应对复杂的执政环境，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会心态失衡，信息技术范式导致传播方式的改变，以及后现代解构思潮和公众史学的兴起，这些都构成了红色记忆在近些年来大规模涌现的原因。根据意识、行为与结果区分这些因素，红色记忆可以区分为内在的政治心理叙事和外在的政治行为。正确界定作为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才能探究作为政治行为的红色记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行为的因果关系，才能有的放矢地提出应对策略以影响作为内在政治心理叙事的红色记忆。     

疫情防控下政府如何推动市场主体复工复产?——基于政策文本的内容分析

新冠疫情之下，如何帮助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等市场主体渡过难关、保障就业和民生，是当前阶段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然而目前对于复工复产政策的研究十分缺乏，文章通过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收集了所有与复工复产相关政策文件，构建了一个原创的政策文件数据集。从行政负担理论出发，进行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复工审批制度带来的行政负担阻碍了企业的复工复产进程。通过不同部门之间的联合发文，政府综合采用市场型、管制型和服务型政策，对复工复产政策议题进行合作治理。进一步推进复工复产进程，需要逐步取消复工审批制度，不断降低行政负担，为市场主体渡过难关提供政策支持。      

时空变迁与复合结构：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

目前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过程为主线,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角色的类型学建构,即历时性、空间性和共时性三个维度的角色结构。当前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中国角色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自身国家发展成长的结果,同时也是在国内—国际两个空间里协同推进的,正是这种时间和空间维度的综合作用,形成了当前中国角色的共时性角色结构。这个复合性角色结构集中体现了中国在全球卫生健康治理中的建设者角色。通过这个角色结构类型学,有望为观察和分析中国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提供一个可能的坐标。     

单位体制:一种现代国家建构的方案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在西方的挑战下,中国社会出现了全面危机。单位体制为社会的整合和新秩序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制度形式,是中国在通往现代国家进程中作出的现实选择。单位体制之所以能够促进现代国家的成长,主要原因在于它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建构了一种强依附的纽带,并有效实现了资源汲取与再分配、社会控制与社会动员等功能。正因如此,国家政权才能克服晚清以来内卷化的趋向,实现了政权的扩张和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并由此而获得强大的国家权能。然而,单位体制的不足在于它全面侵蚀了社会的存在,国家权力无限扩张,这是背离于现代国家有限政府原则的。改革开放以来,单位体制逐步消解,社会力量日益多元化,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呼之欲出,现代国家建构进入新的纪元。     

历史、文化与中国的海军外交

海军外交指使用有限的海军力量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的行为,是各大强国武力使用的重要方式。然而中国有关军事力量和海军力量的传统文化不同于欧洲,重视非武力手段,轻视海军,并且在动用武力时要求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经过长期受侵害的近代史影响,中国改变了轻视海军的文化,但仍然坚持以道德合法性作为动用武力的前提,因而表现出与其它大国不同的行为。     

论康德的永久和平理念

《永久和平论》是康德重要的政治哲学文本,早就有人指出,这一文本完全包括了康德法权哲学的成果。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文本的谋篇布局和主要内容的探讨,揭示康德所赋予的"永久和平"理念的真正内涵和重要意义。     

“自上而下”社会治理模式的生成机理及其运行逻辑--一种历史维度的考察

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以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为基本特征。无论是皇权政治下的地方自治，还是威权政治下的社会空间，或是有限民主政治下的参与治理，政府自上而下的权能都一以贯之。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由权力的唯一性和集中性构成的一条主线。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自主力量的成长，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开始受到多元社会主体的抵制，未来中国的社会治理模式将有更多的选择。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当善于倾听、主动回应、用足制度并适时创新。     

社区自治能力培育中的国家介入——以上海嘉定区外冈镇“老大人”社区自治创新为例

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间关系存在国家退出论、国家介入论和国家有效介入论三种论点。国家退出论认为国家介入对社会资本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国家介入则注意到了非西方社会和转型国家的独特经验,国家有效介入论则从更加微观和具体的视野揭示了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复杂关系,得出国家的有效介入有助于社会自治的生长。文章在描述东部一个乡镇的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了国家有效介入为何有助于社区自治组织生长的理论缘由,包括输入外部权威和组织力量、拓展社会自治组织网络、分摊部分集体行动成本,以及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激励者。在我国,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之间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嵌入和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