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领袖和创始人之一,也是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的政治家和活动家.他的社会主义思想,大多是从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对德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实际的指导作用.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继承,又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倍倍尔在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具体问题、无产阶级政党的具体斗争方式与斗争策略问题、以及妇女解放事业与实现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试析布哈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

列宁逝世以后，布哈林继续坚持和捍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并结合俄国的实际，针对当时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总结过去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系统地阐发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他认为，要使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内部、积累和消费之间保持综合平衡。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重温布哈林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理论，无疑会给我们以很好的教益和启迪。     

城乡基础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

当前城乡之间基础教育不平等的现象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融资制度差异、可及性差异和办学条件的差异等三个方面。文章的实证分析表明,城乡基础教育差异对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显著性影响。因此,改革现行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基础教育的均等化,对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世界秩序的变革:一种新葛兰西主义的基本视角

随着20世纪90年代冷战的结束,深入探讨世界秩序的深刻变化及其走势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学者的必要课题。学者们对此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理论阐述,本文主要是分析新葛兰西主义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差异,阐述新葛兰西主义的理论内涵及其对霸权、世界秩序等概念的重新定义。在此基础上,笔者初步分析了世界秩序变革的根源或动力、主体以及途径或方法等问题。     

中国城市趋同化及其治理

中国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城市趋同化现象,造成城市资源巨额浪费、城市间恶性竞争、公共利益受到侵蚀,加之政治经济转型期的特殊社会背景、管理体制缺陷及特有的“失误放大效应”,使其负面效应不断加剧,引发社会矛盾加剧,威胁城市和谐健康发展。在正确认识城市趋同的正面意义与负面影响的基础上,立足于城市特色和比较优势,理顺城市管理中各方利益关系,以建立城市创新机制为核心,营造积极和谐的管理文化,建立科学的评估评价标准体系和城市管理体系,促使城市趋同的边际收益最大化,促进城市的良性发展。     

意识形态视角下的美国对华政策

作为一种系统的认识论或道德信念模式,意识形态在各国的外交政策中事实上起着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美国虽然号称最讲究“实用主义”,但它的对外政策同样也一直深受其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它的对华政策中。意识形态依然是美国决定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实的人：走入历史的纵深——“历史唯物主义”三大维度之探析

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经由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而最终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发现的哲学“维度”上添加了“社会”维度与“历史”维度，由此，在费尔巴哈将“人”从“天国”里解放出来之后，马克思深入到社会与历史中去，并由此探讨人类的最终解放之路。     

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几点思考

19世纪后期,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及俄国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后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跨越论”中,曾有人提出苏联和中国是“跨越论”的例证。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是有着客观条件的,持“跨越论”观点的理论依据是不充分的。实际上,无论苏联还是中国都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越。     

基层治理中党建引领力的构成及其提升路径——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分析

基层治理中的基层组织能力是其“三阶”能力或“两层”能力的集合。从基层组织能力视角来看,基层治理能力来源于基层组织能力,由各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整合而成。各基层组织在治理中职责与能力的差异形成了基层治理能力的同心圆结构。其中,基层党组织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方式履行职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能力即基层党建引领力,是基层治理能力的核心,是基层治理中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基于新时代党建六方面要求,基层党建引领力包含六个维度的引领,其功能各异,但相辅相成。为化解当前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各地基层党组织可根据基层党建引领力评估指标的设计指南,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评估指标体系,重点推进、协同推进、整体推进,提升基层党建引领力,从而促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成基层治理效能。     

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

澳大利亚并非南海争端的相关方,却积极追随美国介入南海争端,在南海问题上反应强烈。澳大利亚学界、媒体和政府在对南海争端的认知与回应中表面持"不选边站队"的中立立场,但实际上明显偏向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南海仲裁案后,澳大利亚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的表态虽有缓和,但其借"保护澳大利亚南海国家利益"之名,行"跟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崛起"之实的实质目的并未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对南海争端的认知受单元和体系层次因素的影响,其中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不确定性的担忧及美国因素是影响其介入南海及对南海争端认知变化的根本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