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创业：润滑效应还是抑制作用

激发民众的创业热情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制度环境一向被认为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作为转型期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要素，二者如何影响个体创业选择，已有的研究莫衷一是。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中国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通过构建一个跨层次的分析框架，讨论了政府干预和地区腐败对创业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区腐败程度与个体创业选择存在非线性的关系，政府干预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中介效应。这一研究不仅丰富了创业研究情境，同时也深化和扩展了对创业研究的制度分析。     

商会的产生机理:一个利他主义的解释

对于只提供集体公共产品的商会来说,如果行业内的企业都是利己主义者,且加入商会完全自愿,则"搭便车"的行为会使得集体行动无法实现,商会的发生机制亦将成为难解之迷。假如行业中存在利他主义的企业,其利他行为将使其他企业意识到行业的共同利益,从而抑制各自的机会主义倾向。利他主义者的存在起到了一种"凝结核"的作用,他们除了付出物质上的代价去增进行业的共同利益外,还会付出时间和精力去游说其他企业,推动行业的集体行动。多数行业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企业规模参差不齐,一些规模较大的企业对于通过集体行动来获得合作剩余有着更强烈的需求,为了增进自身利益和整个集团的利益,这些规模较大的企业会成为商会的发起人。     

民营企业信用评估模型研究

为民营企业的信用资质提供一种科学的度量方法是解除营企业金融困本文采用某商业银行2002年对120家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贷款的截面数据,在现有的信用评级法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民营企业信用评估模型.该模型突破了传统的定性分析框架,具有简洁、直观、操作性强的特点,可为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科学化提供参考.     

企业集群与区域竞争力

企业集群是支持中小企业成长以使其在全球经济中能有效竞争的最佳选择。但目前对企业集群竞争力的研究主要使用的是定性的案例分析 ,在以中小企业集群较为发达的挪威作为例证对企业集群竞争力进行了定量分析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认为企业集群确实可以增加中小企业的竞争力 ,从而对定性分析的结果作了有益的补充     

浅析中国城市中的贫困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中的贫富差距问题日益突出,出现了一种存在于城市之中的贫困现象。本文给出了这种城市贫困的界定及测算方法,并分析了其现状和成因,最后提出了治理城市贫困的基本对策。     

“一国两制”背景下的粤港澳社会融合研究

粤港、粤澳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同源,三地合作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一国两制”实施以后,粤港澳合作领域全面拓展,三地社会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推动粤港澳社会融合,有助于解决港澳民生福利问题,促进粤港澳更紧密合作,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认同,提升广东社会管理服务水平.当前粤港澳社会融合主要在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和工会服务等领域,其主要问题在于利益共享机制尚未完善、制度壁垒尚未完全突破和社会政策尚有制度落差.为此,需要完善粤港澳社会政策体系的协调方式,构建粤港澳社会融合的交流平台,发挥特区政府在推进粤港澳社会融合中的作用.     

R&D区域投入产出绩效的综合评价——以广东省为例

文章根据《弗拉斯卡蒂手册》的分类,结合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研究,构建了一套完整反映R&D投入产出活动绩效的指标体系,为了反映各区域的R&D活动效率,构造了突出"产出越多、投入越少,对外影响越大,则效率越高"原则的R&D投入产出绩效指数,理论结合实际,对广东省第二次全国R&D资源清查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创新能力的实证分析

文章使用2004-201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国际研发技术溢出模型,考察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并检验了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吸收能力对这种技术进步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国内自主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以人力资本、研发强度、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开放度为表征的吸收能力对不同地区的OFDI技术提升效应有着不同的影响.     

中国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探析

本文首先简单探讨了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推导建立了基于曼昆、罗默和韦尔给出的舍人力资本的柯布一道格拉斯型总量生产函数模型的均衡路径模型,最后对中国1978～2006年宏观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模型变量闯具有均衡关系,并发现各解释变量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期及其他相关结论与启示.     

居民幸福满意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文章利用广东省地市层面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居民幸福满意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幸福与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通过加入幸福与增长要素的乘积项,发现幸福与餐饮消费、文化、旅游等变量的乘积和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但与单位GDP能耗等变量的乘积和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些结果表明:居民幸福满意度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内需驱动型经济增长,而对通过拼资源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则是一种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