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宁河流域早期铜业开发研究

安宁河流域地处我国川滇铜矿带北部,其丰富的铜矿资源,刚好与蜀地严道铜山（今雅安荥经）对接,使得西南丝绸之路 北线“零关道”也成为一条铜矿带。“零关道”的这个特征,应不是巧合,而是铜矿资源本身能为两端迁徙的先民提供必要资源保 障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安宁河流域铜业开发的扩张,还促成了西南丝绸之路北线“零关道”与南线“五尺道”的连接,将西南边 疆地区跨越金沙江进一步融合,为汉代西南夷奠定一定文明一致性基础。两汉时期安宁河流域以邛都南山和零关道铜山为代 表的铜业开发,则为汉帝国开拓和巩固西南边疆,将之初步融入华夏文明,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金融保障。     

王褒卒年与何武生年

西汉蜀中辞赋大家王褒与蜀中名臣何武早年颇有经历交汇,这为寻觅出作为历史疑团的王褒卒年和何武生年,提供了重要线索。再结合《汉书·楚元王传》刘向父子的事迹、《汉书·匈奴传》的某些记载以及王褒某些文学作品所提供的重要信息,王褒的卒年可以确定在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0年),何武的生年则基本可推定在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     

蜀郡严道铜山与文帝政局探微

秦汉之际，蜀郡严道铜山是全国闻名的铜矿采冶地。汉文帝将铸币权放归民间，而后赐其宠臣邓通以严道铜山铸钱，使得邓通铸钱与吴王刘濞铸钱一样流布全国。这个看似任性的帝王行为，实际上是文帝与吴王刘濞斗争的重要棋子。在政治上，它缩小了吴汉矛盾被挑拨的空间，降低了吴王的反叛势力聚集力度；在经济上，它为汉廷中央赢得了与刘濞至少同等的战争物资汲取力，同时为未来的武力削藩积累下巨额财富。其手法巧妙含蓄、迂回曲折，符合文帝的削藩风格，是文帝巧妙削藩的又一力证，从中也可一窥当时西南铜矿资源对帝国影响之一斑。      

贤妇精神与保守政治——东汉蜀中豪强婚姻对蜀中政治的影响

东汉时期,豪强政治日渐形成,豪强婚姻也成为豪强政治的重要部分。蜀中豪强的婚姻表现出跨郡联姻和贤妇追求的鲜明特征,其中广汉县豪强王氏家族最为典型。王氏家族第四代王商,凭借王氏广泛的婚姻关系和其他素质,实际上成为汉末蜀中豪强的领袖。但是以王商为首的蜀中豪强却由于祖上长期功利化的"贤妇化"婚姻形式的影响,带给蜀中政治以鲜明的"贤妇精神"特质,这导致了蜀中政治的保守,为刘焉父子与刘备相继割据巴蜀提供了土壤。     

古巴比伦时期马瑞国王金瑞林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的政治联姻

古巴比伦时期,马瑞王子金瑞林因宫廷政变而流亡到叙利亚地区的强国延哈德,他为获得延哈德的军事力量支持以夺回马瑞王位与延哈德公主西卜图进行了政治联姻。金瑞林在稳定对马瑞的统治之后,于其统治的第一年10月派官员阿斯库杜姆和瑞西亚作为使者并携带极为丰厚的彩礼前往延哈德迎娶西卜图。论文以两位马瑞使者从延哈德写回马瑞给金瑞林的书信和迎亲队伍从延哈德返回马瑞所途径城市的两位地方总督写给金瑞林的书信为文献证据,论述两国协商这一场政治婚姻的具体过程、马瑞迎亲队伍从延哈德返回马瑞的时间、路线、行程,以及这场政治婚姻对两位当事人的影响。?更多还原     

上邽之战:决定三家归一的关键战役

三国对峙,在魏蜀吴三方都是暂时性的,重新统一都是他们的目标。司马氏专权魏国后,中原政局注定了一段时期的内向性,这给了蜀、吴二国以进取中原的契机,而蜀吴也刚好这个时候完成权力交替,分别在姜维与诸葛恪的辅政下重新开启积极"北伐"的大幕。自诸葛亮死后,三国相对稳定的对峙局面因之改变,对峙的结果有望在短期内显现。在此背景下,公元256年,蜀将姜维与邓艾的上之战,姜维大败,既使得蜀吴在对魏的战略态势中处于下风,又改变了蜀廷内外上下对蜀汉国家走向的普遍预期,魏廷意外地获得了对蜀"攻心"的胜利,蜀吴进攻同盟宣告最终失败。所以,上邽之战就此标志性地注定了三国一统于曹魏或司马氏的最终结局。     

18至20世纪初缅甸的滇商会馆及其经济影响

自“蜀身毒道”开辟以来，云南就与缅甸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18至20世纪初，滇商积极活跃在这条商道上，并在缅甸伊洛瓦底江沿线多个城镇建立起商人组织——云南会馆，以严密的组织性和高度的互助性在缅甸开展商业活动。这使得滇商整体实力增强，贸易迅速拓展；促进了滇缅贸易的繁荣，密切了中缅国际区域市场的联系；带动了缅甸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云南边疆、缅甸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互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走蜀身毒道”系列之六：悠悠滇南路

蜀身毒道的东路灵关道从四川跨越金沙江进入云南后，向南经大姚、姚安，折而向西进抵大理，在大理与从昆明经楚雄东来的蜀身毒道西路五尺道会合后，继续向西，进入著名的博南道，经永平，翻博南山，渡澜沧江，在保山进入永昌道后，分别从瑞丽和腾冲出境，到达缅甸八莫、密支那，再从密支那沿伊洛瓦底江向西北行进，经东印度曼尼普尔和阿萨姆，经印度中心地区，西去巴基斯坦，再西去中亚和西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