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咏史诗中的女性观照浅议

杜牧的<赤壁>等咏史诗的翻案语往往以女性为议论的出发点,他咏史诗很多都与女子有关.这是由于杜牧个人生活放荡不羁,大量创作与女性有关的诗,形成了思维定势,给他的咏史诗提供了女性观照视角.文人有以女性为衬托增加诗歌情趣之传统,这也影响了杜牧的咏史诗.     

李白乐府诗歌《蜀道难》等三首同音重复的语言风格

李白三十多岁初入长安时期创作的乐府诗歌《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是其诗歌创作第一高峰时期的代表作。本文运用汉语韵律学的理论,分析李白《蜀道难》等三首乐府诗歌中运用同音重复手段所产生的一唱三叹、突出主题、加重感情等音韵魅力和语言风格,揭示了作品中语言风格与托物言志的意境、“挥斥幽愤”的思想感情是融为一体的,让读者从新的角度体味李白乐府诗歌崇高的浪漫主义意境。     

诗声合一中和之响——试论刘勰的乐府观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成就极高的美学著作,作者刘勰的乐府观在《文心雕龙.乐府》中有深刻的体现,我们通过这篇文章来分析和评价刘勰的乐府观以及他的观点所具有的进步意义及局限,同时阐释汉魏六朝的乐府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的发展历程。     

论周密等人西湖词社的创作活动

周密等人的西湖词社是一个以杨缵为中心人物、以西湖周围的景物为活动地点、以作词为主要内容的词人吟咏活动的社团形式 ,可考知的主要人物有杨缵、施岳、张枢、周密等九人 ,活动时间则在宋理宗景定四年 (12 63 )至度宗咸淳元年 (12 65 )。他们作词坚持词的音乐性 ,以“雅”为指归。“雅”的第一个标准是语言不能鄙俗 ,第二个标准是格调不能软媚 ,第三个标准是意思不能狂怪直露。宋亡后 ,周密与王沂孙、张炎等词人咏物唱和 ,可视为西湖词社的后期活动。这些词作寄托身世之感 ,艺术手法含蓄隐蔽 ,对于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影响甚大。     

《乐府传声》对歌曲演唱二度创作的借鉴意义

清代徐大椿所著《乐府传声》一书在词义的领会、歌曲的处理方法、演唱的表演三方面的论述,为演唱者进行二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     

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乐府古辞《陌上桑》异文笺证与解读

乐府古辞《陌上桑》就其母题来说可以追溯到上古桑林母题,其本事来源恐亦非止一事,然而就其文本所流露的线索推断,其写作时间似为东汉末年;该诗在不同版本中出现了文字上的差异,而部分词语也存在解释上的差异,亦可为其写作时间提供语言文字上的佐证。文本字词的改动里隐约有着时代的因素,因此对《陌上桑》文本中的字词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对乐府古辞的理解。     

论六言之起及其体律造语

六言必以节奏的整合才成为稳定的句式,这是确定六言句式与六言体诗起源的依据,所以不能追溯为《诗》中六言散语,也与《骚》语六言不侔。六言句式出于汉乐府,建安时始有文人创制,以五句而每句押韵的组诗形式为常。六言与五、七言在齐梁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始有隔句用韵相对,从而形成六言格律的雏形。但六言以三个双音节奏不能导致五、七言律体各联的粘连,因而不具严格的格律规范,按其平仄交替之理可推四式。由于六言不具单音节以为著力锻炼,所以造语必以"自在"为尚,这是衡量六言体诗高下最为重要的标准。     

七言之起与七言体晚兴和律化

七言体起于七言句式的确定,骚语由于缺乏七言句式的限定不能指为七言体之起。七言起于汉代谣谚、镜铭、歌诀,亦有文人偶作并赋体七言系辞,但汉乐府五言蔚为正宗,并以文人拟乐府居于雅正,而七言俗制罕作。然七言魏晋不兴,非在句句平韵导致意脉不相连属、不堪叙述抒情,而主要在于俗制不入、句长为难。及南朝宋鲍照七言隔句押韵新造其体,开启南朝七言之盛,与五言同时接受声律规范,卒成七言律体,但命意、造语犹仍南朝乐府七言,表现为早期七律的重要特点,这是因为七言新体形成既晚,不及五言经由自汉以来文人拟乐府的长久积累形成文人创制的精工锻炼。在七言律体的形成过程中,声律和联对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汉书》“乐府采诗”话语的建构与表达途径

《汉书》中的乐府采诗话语以虞舜时古之采诗和周代行人采诗为基础,同时,联系现实语境对其话语进行重新选择、改易、编排和表达,有继承也有创新,从而构建了乐府采诗的独特话语。就话语建构而言,《汉书》主要采取对传统采诗话语进行借鉴与改变的方式,展开对"立乐府""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观风俗"等观念的论述;就话语表达而言,主要从文字、结构和意蕴三个层面实现对乐府采诗话语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