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一致的达成--基层社会治理下的协商空间

“社会治理”作为党的新兴执政理念，倡导“多元共治”的公共事务治理之道。伴随社会治理理念的持续发酵，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成为基层政府不断探索求新的试验田。在基层，社区居民、村落居民各自以不同的形式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协商讨论中，涌现出多种多样的协商形式，为营造基层协商空间提供了制度化参与平台；但介于许多协商形式是长期制度实践的结果，其在程序化方面尚未适应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要求，加之基层社会治理主体在参与协商的过程中受传统“权威性自治”思维的支配，这在一定程度上了压缩了基层协商讨论的自治空间。因此，优化基层民主协商形式，维护并开拓基层协商空间，成为基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一条现实路径。     

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以天津市北辰区为例

基于天津市北辰区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参与认知、参与能力、参与方式和参与支持四个方面对当代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特征情况下,参与认知和参与方式正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能力负向影响参与意愿,参与支持兼具正向影响和负向影响.由此,笔者建议从提高青年参与意识和认知水平、为青年提供多元参与方式、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和增强青年网络参与能力四个方面提升青年基层社会治理参与意愿.     

高校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类型及动因研究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的大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诸多的机遇与挑战。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都促使大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参与着社会活动。在日常交流的过程中,如果不对学生进行合理地引导,很容易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不利于新时期大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网络组织在高校学生的日常沟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学生的参与程度将会影响其日常行为。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组织主要包括:社区型网络组织、群型网络组织和社交型网络组织,心态开放、自信、展现自我、重视自身成长、以自我为中心、依赖心理重、注重现实利益等因素驱动着学生参与网络组织的活动,而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的网络组织动因各有不同。     

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偏差分析——基于江西省54个县的调查数据

基于江西省54个县(区)363份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深入分析农户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的偏差问题.结果表明:农户总体及子群体的销售意愿与行为相关程度较低,除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的子群体外,其他相关程度均未超过0.5;不同子群体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一致人数仅占总体的7％～57％;农户及其子群体的电商销售意愿与行为间的偏差较大,且此偏差在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过电商培训上表现显著;以正一致为参照组,二者的偏差主要是受个人特征、政策感知、网络信息了解程度、电商技术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及感知风险性的影响;其中,年龄会扩大偏差,其他因素则缩小偏差,是否知道本地有电商协会组织、是否知道农村电商的惠农信贷政策、是否了解网络购物发展信息以及是否了解农村电商发展信息对偏差的影响程度最大.研究结论可以为更好地制定和完善农村电商发展政策,以提升农户电商销售意愿到行为之间的转化提供参考和借鉴.     

行政参与中的激励机制探析——以城市治理中参加人的利益平衡为视角

作为现代开放式行政的重要手段之一,行政参与不仅已经广泛应用于各级政府的工作实践,而且也在我国的立法中得到了逐步确认。然而当前在不同的行政领域中还存在着"参与充分"和"参与不足"并存的现象。仅就后者而言,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环境、卫生、社区治理等行政领域与参加人的直接利害关系相对较弱,参加人在付出了参与成本之后难以得到直接回报。为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通过行政法律规范为参加人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提高参加人的选择性收益,从而吸引其积极、健康地参与其中。     

代价承担者还是参与获得者? ——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再审视

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角色议题,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争议。通过对一系列农民角色研究文献的分析与回顾,从整体而非分化视角出发,认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农民角色既不是单纯"受害者",也不是全部"受益者",而是一个两者并存的状态。在政府和农民结构不平等背景下,作为整体的农民既有因和政府目标"契合"而积极接受现代化的一面,也有因两者利益对立而强烈反对现代化的一面。要对农民角色做出更有力解释就必须放弃"阶层差异论"视角,采用"结构—过程论"进行分析。由此,农民在发展进程中作为代价承担者与参与获得者两者并立的局面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     

论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

社会转型下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使得众多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环境正义，作为利益平衡的“天平”，是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的法律价值追求。然而，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在有法可依的应然与实际参与的实然之间存在差距。在环境正义理念的指引下，为了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突发环境事件应对过程中公众参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在法律上做出系统的规定，健全公众参与决策的机制，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权益，完善法律救济制度。     

公民身份的历史演变及其当代启示

在西方公民身份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古希腊和罗马是公民身份的开端阶段,通过政治改革,平民在城邦中可以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社会,公民身份总体上处于衰落,但中世纪中后期兴起的城市市民身份为现代公民身份的复兴打下了基础;在现代立宪国家,公民身份通过宪法在国家中确立了它的主体地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身份得到了普及,其内容也得到了充实。西方公民身份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公民所具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平等、公共事务与公共利益以及民事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内涵。在我国,公民概念应当以政治权利内涵为中心,重视社会权利的内涵:政治权利需要在宪法法律的规范下通过温和的、循序渐进的、商谈的方式来进行;社会权利应当通过法律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并特别注意对弱势群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