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俘礼”与“北庭大捷”质疑

《册府元龟》是记载公元714年"北庭大捷"的主要文献,为多数研究者征引,但其中关于"献俘礼"的施行似难成立,所谓"北庭大捷"的定位也值得商榷。     

北庭节度使赵玼及其任职期限

本文依据闻一多先生对岑参诗的研究成果,考证了岑诗所涉及的"赵节度"就是赵玼以及赵玼任职北庭节度使的期限问题.     

中国边政研究的力作《安西与北庭》

本文评价薛宗正著《安西与北庭》,将唐代西陲边政研究纳入中国通史的轨道,并上升到文明冲撞理论的高度;考证细密;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提出新的见解     

北庭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统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反映了北庭石窟寺文化遗产的历史传承生态。     

唐代安西、北庭两任都护考补

本文根据新疆、敦煌等地出土文书,考补了两任不见史籍记载的安西、北庭都护一是唐高宗上元三年（公元676年）的安西某都护,另一是唐玄宗开元十五——二十一年（公元727—733年）间的北庭都护阴某。     

关于元人桑哥所属“噶玛洛”部的两点考证

关于元丞相桑哥的族属问题,学界多有讨论,藏学家毕达克、仁庆扎西皆认为其是来自于“噶玛洛”部的藏族人,但并未对“噶玛洛”出现时间及活动区域进行详细说明.本文即以两位学者文章中所引资料为线索展开论述,进而推测“噶玛洛”人应出现在唐德宗时期,他们最初因吐蕃与回鹘的北庭之争而被赞普派去驻守于北庭,之后部分人可能逐步迁移至古“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一带,蒙元史料中的“渡黎吐蕃”、“不里吐蕃”、“波斯离”可能正是这批人因居住在“蒲类海”附近而获得的另一名称.     

唐代北庭龙兴寺营建相关问题新探——以旅顺博物馆藏北庭古城出土残碑为中心

旅顺博物馆现藏有上世纪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北庭古城某佛寺遗址所发现的15件唐碑残块。虽然这些残碑破损严重,还无法缀合,但从碑文内容看, 应为造寺功德碑。碑文中出现的“龙兴寺”应即唐中宗复位后敕令天下诸州营建的龙兴寺;而碑文中出现的“检校天官都维那”则应是带有高级俗官头衔奉敕营建佛寺的僧官,反映出唐中央政府对北庭龙兴寺的重视,故出土这些碑刻的佛寺遗址极可能就是建于神龙元年的北庭龙兴寺遗址。     

北庭故城

北庭故城是古代西域的著名城城池之一，位于现在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城北二十公里处。远在两汉时期，这建有金满，是当时西域的车师后国王庭所在地。唐代发展成为天山北麓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曾有重兵驻守；公元712年设置北庭都护府，以此地为治所，     

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思考

“考古遗址公园”是文化遗产大遗址保护提出的全新概念,而新疆地区的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也具有巨大的潜力。“考古遗址公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规划要有目的性、前瞻性、公益性,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北庭故城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建设北庭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要积极推进对遗址开展可持续的考古与保护研究,准确把握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有计划、有步骤的稳步实施遗址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遗址公园建设要惠及民生,注重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唐孙杲墓志所见安史之乱后西域、回鹘史事

《唐孙杲墓志》记载了孙杲在安史之乱、河陇陷蕃后，于西州、北庭的仕宦经历，对孙杲于建中三年归朝后在中央和地方的仕履及其出使回鹘也多有描述。从墓志中不仅可以窥探河陇陷蕃后的西域形势，还可以了解唐中央在安史之乱后对于北庭的政治态度以及对北庭归朝官的安置政策，墓志所述与唐史典籍所记孙杲出使回鹘亦可相互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