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学术史案与角色价值——夏中义教授访谈录

张蕴艳(以下简称张):先生,我发现近年在您的王元化、朱光潜等学术史案研究中,不时提到"日丹诺夫"的名字,并冠之以"日丹诺夫主义"。您将此"理论模型"概括为一对"正负△":1.由所谓政治上的革命或进步→哲学上的唯物论→艺术上的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正△";2.由所谓政治上的反动或没落→哲学上的唯心论→艺术上的非现实主义乃至反现实主义,这三者构成"负△"。您是否认为日丹诺夫是1949年后中国文论建构绕不开的一个符号?又为何称之为"主义"?     

古典文学风格论产生的理论基础

中国古典文学风格论奠基于先秦。先秦的“诗言志”理论为中国古典文学风格论向着抒情的风格论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石 ,诗乐作用方式的理论则进一步促成了这一趋势的定向化。在先秦时期 ,季札、孟子、荀子等人对中国古典文学风格论的形成立下了肇创之功。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的开创性价值

《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 0 0 0年 4月版 ,以下简称《通俗史》)是由苏州大学范伯群教授领导的学术群体携手攻关、历时十余年而最终完成的 ,属国家社科“七五”重点项目。全书共分八编四十九章一百九十五节 ,约 1 40万字 ,资料翔实、理论新颖 ,是一部全方位、大纵深、开创性地勾画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创作概况 ,并初步建构通俗文学研究理论框架的恢宏巨著。它的主要价值在于 :一、《通俗史》填补了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正如贾植芳先生在“序言”中说的 ,“是做着一件前人忽略了的工作” ,…     

汪辟疆及其近代诗系的建构

汪辟疆认为近代诗的成就不仅在清代最高,而且在许多方面超过宋代,他的观点解构了陈衍的理论,重新建构了近代诗的体系。他对近代诗发展的认识,以及关于近代诗派与地域的划分等,受到了当时从西方传进的进化论的影响,也受到了清代传统朴学暨扬州学派的影响,还受到当时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影响。     

中国古代和谐思想溯源

纵观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古人对和谐的理解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是一种大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世界的和谐.关于和谐的本质、和谐的价值、以及如何能够达到和谐等方面,在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中也都有比较完善的思想论述.     

大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的文化转向

一 2000年底，杨义先生提出他的“文学三世”说，认为“古代文史混杂、文笔并举，奉行的是‘杂文学’观念；20世纪接受西方‘纯文学’观念，把文学祛杂提纯，采用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分法；到了世纪之交，文学开始怀着强烈的欲望，要求在文化深度与人类意识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身份和价值的证明，从而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大文学’的观念。”他在文中对大文学观进一步阐释道：“文学在中国，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一个向其他人文学科开放的系统。……这种文学（即杂文学）称谓未经近代纯文学观念的洗礼，自然流于驳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