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纯的“中西古典学”

在理论和实践上构建“中西古典学”是林志纯（日知）先生学术成熟后用力最深的方向，是先生一生学术的精华所在，其中寄托着对未来中国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史学研究工作的希望。林先生在讨论“中西古典学”的时候，并没有首先抽象地探讨学科划分之类的问题，而是用一种研究规划的方式勾勒出“中西古典学”的问题意识、时空范围、基本立场。本文根据林先生的理论勾勒和具体研究实践，试图重现“中西古典学”的框架，并对其中有争议的内容做出自己的理解，希望对当前关于“古典学”的讨论有所助益。     

藏汉古典诗歌意象比较研究

长久以来,我们所提到的诗歌都是在中原文化的前提下提出的,而对少数民族诗歌进行研究的也只有少数专家学者。其实,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意境反而可以使我们眼前一亮。其中藏族古典诗歌在独特的地域条件和宗教环境下演变和发展,独特性与艺术性无与伦比。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藏族古典诗歌,尤其是其诗歌意象,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还原藏族的历史风貌,更能够让我们借鉴藏族诗歌意象使用中的艺术手法,开拓诗歌意象创作的视野,开辟以诗歌意象营造诗歌意境的新途径。本文通过研究一些流传较广、认可度较高的诗歌,意在找出其意象的异同,方便我们在今后的古典诗歌创作找到新的路径,发掘新的灵感。     

美学方法论和艺术本质观--从东、西方古典美学看艺术的审美本质

本文从美学方法论的角度 ,以对东西方古典美学艺术本质观的论述为基础 ,结合当前的文艺实践 ,对艺术本质给予了现时代的规定。本文认为 ,西方古典美学和艺术思想的基本特征 ,是以纯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研究艺术 ,把艺术规定为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 ,将摹拟、再现、认识看作是艺术的本质特征 ;而中国古典美学则主要是以伦理学与哲学的辩证统一、艺术哲学和艺术心理学相统一的方法观察和研究艺术 ,把情感看作艺术的特质 ,将抒情、写意规定为是艺术的基本特征。东西方古典美学各自在艺术本质问题上的合理性和片面性 ,以及当今东西方艺术发展的趋势 ,说明对艺术本质的思考和探求 ,既不能单纯执着于表现主义 ,也不能固守于理智主义 ,而是应该扬弃其各自的片面性 ,对东西方古典美学的艺术本质观 ,在现时代的规定下进行辩证的综合     

琉球诗散论

追溯中国古典诗歌载述和反映琉球的历史 ,重点论述明清中国诗人所写琉球诗发达的原因和主要内容 ,可以看出琉球诗具有浓厚的海洋气息和魅力 ,它拓展了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 ,在某种程度上也提高了诗人们的创作水平。琉球纪事诗不仅可与史籍相发明 ,而且有时可补史料的不足。     

南宋理学极盛的过程与原因试析

宋代理学到南宋孝宗、宁宗时期达到极盛 ,但无论从理学道统承传方面还是从社会政治条件方面看 ,孝宗之前的高宗朝实为理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理学由北宋时的民间之学发展到南宋时占主导地位的学派 ,活跃于高宗朝的程门弟子对二程学说的极力推展是一重要因素。同时 ,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 ,高宗集团选择了主和派的妥协主张 ,并有意识地寻找与这一政策相适应的学术思想作为其理论根据 ,程系理学正是在这一现实政治需要中得到高宗集团的接纳、支持而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到孝宗朝 ,朱熹使理学形成庞大的思想体系 ,标志着中国古典哲学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比较

<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理论结构有原则区别,说明二者在整个理论体系上是对立的,不容混淆,也不能融合.但这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一无是处,事实上它的某些个别分析方法和观点对我们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如新古典经济学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和加强微观经济管理有重要参考价值;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某些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处理微观、宏观经济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有借鉴意义;西方经济学的种种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和措施对加强和改善我国宏观经济管理,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有借鉴意义.     

普芬道夫法哲学思想论析

赛缪尔·普芬道夫是17世纪德国法哲学的开创者,是近代世界范围内最杰出的自然法学思想家.普芬道夫对法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对自然法的捍卫上,作为古典自然法学派在德国的主要代表,其著作中处处充满着自然法思想,尤其是契约论思想更是影响深远.在自然法学说方面,普芬道夫的思想联结着格老秀斯和霍布斯.与其他古典自然法思想家不同,他特别重视对义务的研究.     

古典式市场化的终结——浙江省制度变迁的现状与对策

通过对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市场化进程的分析，提出走出古典市场化，走向现代市场化的见解。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特征是均衡、法治，以及符合均衡法治要求下的持续活力。为此，要加快促进制度变迁．首先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整体联动，形成均衡协调的改革进程；其次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相结合。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进一步形成民间与政府积极互动、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互呼应的改革进程；第三是以制度建设为主，加快提升法治水平，形成以法治为基础的改革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