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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论建造师资质挂靠合同的效力及相关对策

建筑施工行业的资质挂靠一直是行业内的潜规则,建造师、中介机构及建筑企业之间甚至采用合同来约定彼此关于资质挂靠的权利与义务.这种违法行为可能极大地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建造师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资格证书、注册证书和执业印章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因而以非法转让资质、证书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为也是无效的.相关部门应用好社保联网的大数据,通过创新监管措施,加强法律规制与教育,必要时利用刑法打击相关行为,以加强对建造师资质挂靠行为的监管与控制.     

COSPLAY让美梦延续——记上海市群星职校MAXCOS社

为制作本期专题,本刊编辑提前两个月向各中职学校的学生采编约稿由于杂志篇幅所限,此次我们选择了其中的5个"特色社团",将它们展示出来这5个社团来自不同学校,属于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群星职校的Cosplay社是"获奖专业户",曹杨职校的"创业点心工坊"生意火爆,南湖二分校的军乐队充满阳刚朝气,市北职高的H.U.G.心理社原来是个"剧团",新陆职校的健美操社则展现出活力与美感……     

教育安全研究视角刍议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教育安全问题日渐彰显其价值和紧迫性,随着教育安全研究主体的拓展,需要突破原有研究视角的束缚;随着教育安全研究内容的丰富,呼唤构建教育安全研究的多维视角。为此,我们提出教育安全研究可供借鉴的若干视角,宏观研究视角可以从教育安全与全球化、区域或国家发展的关系来考察;中观研究视角将教育放在社会系统中来考察,主要考虑教育安全主体的拓展和教育安全多维研究视角的建立;微观研究视角从教育自身出发,考察教育自身及其内部要素的安全问题,主要涉及教育安全的元研究、教育安全问题的历史研究和边境教育研究。     

试论我国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基本内容

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作为一种政府通过合同形式委托律师或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有偿法律服务的规范体系,在西方社会早已存在而且十分成熟,在我国伴随着沿海部分省、市和少部分政府投资项目的政府法律顾问制度的先行先试,该制度的轮廓已基本清晰:这一制度应以全方位的政府涉法事务为调整对象,以法律意见书为有效法律文件形式,以政府财政预算为资金来源,以政府采购和招投标为基本方式,以专业化和研究型律师团队为法律服务主体的五方面内容构成。     

大众传播中的“国家教师”媒介形象分析

运用传播学内容分析法，以中央媒体对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和"最美教师"荣誉称号的"国家教师"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对大众传播的"国家教师"媒介形象进行分析。外在形象包括教师性别、年龄、教龄、外表、场景以及任教的学校类别、区域、学科专业等方面，内在形象包括职业精神、职业知识和职业能力等方面。研究发现，大众媒体对"国家教师"形象的刻画和宣传符合社会公众认知教师职业的基本逻辑，起到了传递教师精神、端正教师形象、唤起社会尊重教师的功效，但也存在城乡教师形象传播刻板化以及教师普通人形象展现不充分等问题，可在后续的传播中对"国家教师"形象的价值倾向进行适当调整。     

区块链技术下智能合约之于合同的新诠释

应用于交易领域的智能合约融入区块链技术,以代码形式表现,可实现合同履行的自动化和不可逆,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合同模式.自助行为说、代理说将智能合约视为对合同过程的外部增强,是侧面功能的法律阐释,并未完全捕捉到实质.智能合约并不一定跨越整个合同过程,也可仅是合同过程某个方面或某个阶段.法律意义上的智能合约不是合同新类型,而是合同关系形式的新发展,即当事人缔结和履行合同的新形式,合同性质未发生实质变化.智能合约满足特定要件构成特殊的书面形式,具有"书面形式+自动履行"功能的特质.民事主体通过智能合约形式订立合同应遵守《民法典》等现行法律的具体规则,以保证合同依法成立与生效.智能合约不等同于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认定其效力应结合智能合约应用中的具体问题展开具体分析.从立法上确认智能合约,在符合国家现有法律、政策基础上编写和应用,实现形式的合法化、内容的规范化是该技术谋求长远发展的保障.技术起步的现阶段,纸质合同、一般电子合同与智能合约在不同方面发挥协作作用,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民事交往、商业交易的主要状态.     

中国政府推进老龄事业发展的注意力配置研究——基于中央政府工作报告(1978—2018)的内容分析

注意力作为一种稀缺性资源,代表着政府对特定事务的关注,政府决策行为的关键取决于政府将注意力聚焦于何处。对1978—2018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内容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央政府对老龄事业的注意力配置水平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受到情境结构、政府理念及国家五年规划制定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时期政府对老龄事业具体事务的注意力配置亦存在结构性非均衡问题。政府应持续提高有关老龄事业的注意力总体配置水平,优化老龄事业具体事务的注意力配置结构,加快养老体系建设,打破养老保险、养老服务、老年医疗健康等存在的"碎片化"状态,推动老龄事业的整合发展。为减少政府注意力的波动,应加快我国《社会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