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视野中的四类名士

《儒林外史》第一回以不受名利拘牵的名士王冕来敷陈大义,而全书所写,则主要是追名逐利的冒牌名士,如杜慎卿、陈和甫、景兰江、丁诗、权勿用等。他们或以颠狂的方式暴得大名,或以"山人"而"飞来飞去宰相衙",或附庸风雅而酸态毕露,或自以为势利之极而其实"呆串了皮"。吴敬梓对这四类名士的调侃和讽刺,既表达了他对所生活的时代的失望,也表达了对理想的名士风度的期待和向往。《儒林外史》借以告诉读者:安贫乐道才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安贫乐道的前提是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而要完成基本的人生责任,必须具有正常的谋生能力。《儒林外史》所提倡的这一人生理念,看似平淡无奇,实则包含了深邃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生体验。     

李白、李颀诗中盛唐名士形象描写之比较

李白和李颀的诗歌刻画了典型的盛唐名士形象,这些形象既有前代名士的影子,亦有盛唐名士的独特风采。在艺术手法上,李白和李颀都吸收了魏晋风度品评人物的艺术,重视展现人物仪容、风度之美,形神兼备地刻画人物。在风格上,李颀采用史传笔法写人,故重写实;而李白重视主观抒情,故多写意。二者刻画的名士形象艺术上的异同有着深刻的时代和个人因素。     

绍兴名士文化翻译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该文以功能翻译的目的论和公示语理论为依托,结合绍兴名士文化开发中出现的翻译失误语料,考察了外宣中相关译本的四类翻译失误,分析了这些失误的原因,并提出了三点对策。     

文士与贰臣的进退人生——明末清初名士钱谦益

明末清初的沧桑巨变孕育了一大批经历繁复、个性鲜明的文人学士。钱谦益是明末著名的东林党领袖，以“清流”自居；又不断陷入政治漩涡，得意一时亦落魄一世。他屈节降清，晚节有亏；却又秘密联结抗清力量，力图恢复，以至于死后文章遭毁，名列《贰臣传》。他是文章宗伯，著名的“江左三大家”之一，生前藏书宏富，却毁于一旦。他得到了当红名妓的青睐，力排众议娶其为妻，红袖添香，唱和悠游，却保全不了薄命的红颜。钱谦益生前盛名，寂寞身后，寿则多辱。复杂和漫长的一生，交相错杂与乖桀的资料，令人们对他褒贬不一，虽盖棺而无法定论。     

诸葛亮形象的三维透视

诸葛亮性格内涵经历了魏晋、隋唐、宋元等时期在不同领域里的诸葛亮故事的演变与发展,其形象依次呈现为隐士而名士、道士而神仙、忠臣而贤相等三种不同的形象气质。这三种形象气质的形成,无不隐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世说新语》中的名僧及其与名士的交游

《世说新语》中记录了一些名僧的言行事迹,这些名僧是以名士的身份被记述的,他们与当时的名士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游。这一现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是魏晋时期玄、佛合流的集中体现,也是魏晋名士风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名僧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魏晋玄学方面的良好修养以及玄、佛在思想上的一致性是名僧与名士交游的重要基础。而博大精深、长于思辨的佛理也为玄学的发展补充了新鲜的血液。名僧受名士风流的影响而名士化,并有多方面的表现。玄、佛合流促进了佛学在士人中的普及和佛学的独立发展,从而推动了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在上层的传播,进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的历史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胡适情愿妻管严

【正】风流名士1960年7月17日的台湾《新闻天地》上有块豆腐干小文:《胡适博士有两名女秘书》,原来,新闻界采访胡适,都不能获得第一手消息,因为胡现有两名拥有特权的女新闻秘书:一是《中央日报》女记者李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名士和能臣之间的悲剧

王闿运是晚清的大名士。不过即使是大名士。也没有生下来就做的，在他出道之初，其实是有机会做跟名士完全不同的能臣的。乾嘉之际，湖南是个出读书种子的地方，王闿运就是一个湖南骡子似的读书种子。《清史稿》上说他“年十有五明训诂，二十而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礼”，     

士·世风·政风——读蔡振翔《竹林名士与陈寅恪》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是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蔡振翔教授写的一本学术论文汇编。虽说是汇编,前后却也自有联系,代表着教授的学术观点,看了他的论著,结合我个人这多年来所历之世事、所思之疑虑,成此文,献给读者。《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有自序和《竹林名士交游考》《读（藏书纪事诗）》《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等四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