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研究中的问题、方法及其在经验事实中的展开——以古代中国的君权合法性研究为例

合法性研究的核心可归结为:合法性如何从规范(信念)转化为事实的问题。中国古代君权合法性研究的基本问题,就是考察在有关君权合法性的信念基础上,如何构建君权合法性的事实。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解"的方法和拟剧理论,发现古代中国君权合法性背后的信念基础,是一种圣王型合法性信念模式,是小农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于理想统治者(好皇帝)的一种"集体想象"。君权合法性由观念变成现实,既是通过统治者的合法化行动直接实现的,也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在这种信念基础上互动的产物。     

《毛诗郑笺》君权思想发微

《毛诗郑笺》是郑玄为《毛诗》所作的一部解释性著作。在这部经注中，郑玄围绕君权思想表达了他的政治关怀。这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君权的合法性问题上，他沿袭了董仲舒以来君权神授的观点，但是却以君德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这使他的学说带有革命性的一面；二是摒弃以阳尊阴卑来强化臣对君的片面服从的观念，而回归到先秦儒家的君臣以义合的君臣相对待关系，并且极大地丰富了它的内涵，将之具体化、情感化与友朋化了；三是在选官任人上，他主张明王不绝弃故旧功臣及其子孙、任人不求备，这样既发挥了选官的激励功能，又强调以德为基；四是关注后宫建设，从齐家及君权的运行角度而赋予后妃权力。此类关于君权政治的系统性学说是儒家非常欠缺的。     

先秦的“法治”思想和实践考量

先秦法家在与儒家“礼治”的争论中提出“法治”思想,并与战国时期富国强兵的国家策略结合,变法图存的“法治”实践此起彼伏。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秦国的商鞅变法,秦国由此迅速崛起并最终吞并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封建国家。秦帝国的建立是“法治”思想和实践的里程碑,大秦将集权专制和“法治”相互糅合,将法家重刑思想发展到极端,走向了崇尚暴力和滥刑滥杀的野蛮恐怖境地,导致天下怨叛,秦王朝二世而亡,君权至上最终将法治引向了集权专制的死胡同。     

略论韩信之死

千百年来，人们对韩信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的功勋称奇不已，同时又为他凄凉的下场感到惋惜，韩信究竟为何而死？封建王权同封疆重臣之间的矛盾的扩大，以及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使得韩信之死无可避免。     

古代以色列民族律法观念下的王权特征

古代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有限君权"。这一特征与以色列民族古老的律法观念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在以色列民族的传统中,律法来自耶和华的启示,具有神圣性。国王则与百姓一样,是律法的遵行者,本身并不具有神圣性。"君权神授",而且其权力被认为是耶和华出于百姓现实需要的一种宽容,而不是一种必然。这一传统认识的长期存在,是以色列民族立国后长期存在的以氏族部落制度为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所决定的。正是这一根本原因,使得以色列民族君主制度的历史上,不可能出现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也为"申命派"史家和先知们对民族诸王的评判奠定了现实基础。     

试析元杂剧的反传统道德倾向

有元一代,自由奔放的草原文化与依礼而行的儒家文化产生了强烈的碰撞,并由此带来了社会道德规范领域内前所未有的变化。杂剧作为元代文学艺术的代表,自然会受其浸染,在审美内涵上表现出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对传统婚姻爱情观念的背离,对天理君权的大胆质疑,与传统抑商思想相背离的商业观念。     

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

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董仲舒则“屈君而伸天”,以“阴阳灾异”来格(正)“君心之非”。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比汉唐儒学有重大的发展,但在政治哲学上却鲜有突破,大致是伸张孟子的政治思想,甚至可以说未离董仲舒“阴阳灾异”思想的窠臼。儒家虽然肯定君主制度,但其与君权之间亦有着一种内在的紧张。从民本进至民主, 符合中国文化实现近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     

民本与有容--传统文化二题

“民为邦本”的思想形成于西周初年,它强调民意是天意的体现。孔、孟学说对民本思想有更完备的论述,孟子指出只有被人民接受才有资格作天子,否定君权的无条件合理性,倡言“民贵君轻”,把民本观发挥到了极致。历代王朝的倾覆都显示了一条历史教训:“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孟子语),这是民本思想能传承至今的原因。“有容”之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另一精华所在,主旨是能涵容不同意见和异质文明。与之一致的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在上者要有容众言,不能压制异见,强使同己;在下者要献可替否,不可阿比附同。对待差异和矛盾的正确态度,应是“执中”(掌握正义、公平的原则)协调,这样才能构建起真正的和谐社会。     

论汉初道家治国思想的勃兴与衰落

道家思想引领了汉初的过秦思潮,继而取代法家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其积极的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汉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也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和神化的诸多不相适应性。     

关于国家权力来源的三种政治哲学的比较分析

文章从国家权力来源的视角,简略地梳理神授君权、契约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三种政治哲学的基本特征,分析了它们的精华所在,指证了神授君权、契约主义的理论局限性和马克思主义国家政治哲学的时代性.在此基础上,作者联系实际,发表了对当前国家政治实践和理论建设的简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