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     

唐继尧时期滇军的分裂

唐继尧时期出现了第一次驻粤滇军的分裂,云南境内相继发生了顾品珍倒唐和唐继尧二次回滇事件,导致了滇军正式分裂为拥顾、拥唐两派,唐的权威地位遭到极大损害。到龙云、胡若愚倒唐事件后,滇军出现了四分五裂的局面。上述各次分裂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从中体现出各个阶段不同政治军事力量之间的相互较量和消长。     

蔡锷讲情义

做大事者必有可敬之处。蔡锷就做人而言,可说之处很多,简单说两点:首先,蔡锷是个道德感极强的人,重情义,知恩图报。这一点,又与他的人道精神无法分开。他虽身为军人,手握利器,却人情味极浓,不是那种机械化了的钢铁战士。最突出的是他对云贵总督李经羲的做法。李对蔡锷有恩,是李把他弄到广西,给了他良     

唐继尧与中国近代化

唐继尧在云南筹办市政、改革教育、实行市乡自治、整理交通等，尝试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型和过渡，推动了云南的近代化进程。同时，唐继尧始终以国事为已任，活跃于国家政治及军事活动中，不自外，不自小，为实现统一中国的目标，与北京政府、孙中山广州政府之间合纵连横，加强了云南“边陲”与内地“中央”之间的联系与凝聚，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历程，有利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蔡锷与袁世凯交谊的历史细节

1924年,所谓"讨逆军总司令"吴佩孚成为第一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中国人。《时代周刊》创刊于1923年,如果早创个十年八载,想必这个第一不会是吴总司令。至少在1916年,有两个人可能成为这个"第一",一个是袁世凯,一个是蔡锷。1916年中国的主角无疑就是这两个人。说袁世凯是主角应该无人反对,而说蔡锷是主角恐怕会有人质疑:难道唐继尧不是吗?孙中山不     

黄兴与云南

本文通过黄兴与唐继尧、黄兴与蔡锷、黄兴与吕志伊、黄兴与李根源、黄兴与云南河口起义的关系 ,探讨了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对云南民主革命产生的积极影响     

关于1920年督军自请废督的舆论

督军自请废督，始于1920年4月23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发表的“漾”电，之后滇督唐继尧、黔督刘显世、鲁督田中玉、陕督陈树藩等也先后于1920年通电全国，倡言废督。中国督军之危害，众人皆知，不待烦言，民初国人对此更有深切体会，所以希望对督军专政的现状有所改变。1918年徐世昌就任北京政府总统以及南北和平会议的酝酿，使人们看到了政治改良的一线曙光。关心国家政治的文人、绅士借此机会畅所欲言，痛斥各省督军败坏地方、干涉中央之非，并就废督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护法时期孙中山与唐继尧的“电报战”

1917~1918年间的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期,唐继尧参与护法,打的旗号却是"靖国"。围绕着护法的目的,特别是护法军政府元帅职务问题,孙中山与唐继尧相互发出了数十件电报,反复争论,形成一场"电报战",成为民初政坛上的一大奇观。这是造成护法运动失败的重要因素。     

三次广州政府时期的孙中山与唐继尧

1917～1925年间,孙中山先后三次在广州建立政权,都与唐继尧发生了密切关系.在1917～1918年第一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表面上支持护法,实际上另搞一套,以此对外扩张,拆孙中山的台;1920～1922年第二次护法战争期间,唐继尧流落香港,孙中山欢迎唐到广州,安抚和争取,但唐仍不买帐,并支持陈炯明反对孙中山;1923～1925年大革命来临时期,孙中山再度争取唐继尧,唐仍执迷不悟,最终为大革命风暴所推翻.     

陆荣廷与西南联合会议

关于陆荣廷与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的关系 ,人们一般注意到的是陆成立西南联合会 ,进而改组军政府的历史主动性 ,而未看到其被动的一面。探讨二者关系的来龙去脉 ,有助于了解在民国初年政治失重情形下 ,作为陆荣廷这一类人的政治企求 ,以及所受到的现实政治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