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专制与政治抵制:早期现代英国法律语境中的《复仇者悲剧》

英国自都铎王朝后期至斯图亚特早期，立宪君主论或混合君主论者抵制君权神授论，坚持家庭是一个自治的、涉及臣民私人权益的小政府，受到自然法、古代宪法或神圣法的保护。《复仇者悲剧》中公爵王室言行映射詹姆士一世在《皇家礼物》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论，温迪斯兄弟俩及追随者的复仇隐含当时的政治抵制学说，公爵王室与温迪斯兄弟俩的对立象征君权神授论与普通法理论的对峙。温迪斯兄弟俩却以威胁新君为由被处死，司法斗争简约为复仇冲动，维权英雄陡变为暴徒，暴君化身为明君，这暴露出君权神授论的悖论性和剧作家含混的复仇伦理。     

从阿随的命名和结局看《伤逝》的复仇意识

<伤逝>一直被认为是最难阐释的鲁迅小说文本,这跟他1925年前后的思想转化有关.虽然他仍坚持着韧性的生命哲学,但青年的沉沦和伤害也使他对长期坚守的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对寄予希望的青年甚至产生了复仇的冲动.从阿随的命名和结局可以看到涓生和子君之间的人性隔膜和他们爱情悲剧的内因--隔膜中的复仇.对于人与人之间永不停息的复仇,鲁迅借涓生和子君的形象表达了深深的忏悔.     

地域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对鲁迅创作的影响

地域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取决于作家对它们的认同和汲取。对越地人文历史和民俗文化独特的认同与汲取,给鲁迅创作以深刻的影响,形成了鲁迅作品中强烈的复仇意识、独特的英雄情结、诙谐幽默色彩等独有的特色。     

汉代的血族复仇与《春秋》决狱

汉代，血族复仇之风盛行，成为两汉社会风俗中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在当时，许多社会阶层都存在浓郁的血族复仇风习，即使诸侯王公亦是如此。而官府对于这一类案件的处理则相当宽容，这与当时普遍流行的“《春秋》决狱”法律行为有很大的关系。两汉时期的《春秋》学，主要是公羊学派，而《公羊传》的思想特征之一就是对复仇的推崇。     

试论李佩甫《城的灯》中的恶魔性因素

恶魔性因素在中西方文学传统中具有普遍意义,栩栩如生的恶魔性人物形象始终具有着无限的艺术生命力。恶魔性因素的内涵是对某种正常秩序的破坏,对正常意义上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反叛,其核心要素是反抗,其生命是叛逆,其实质是战斗。原始的生命冲动和颇具创造性的智慧是其性格中共有特点。李佩甫小说《城的灯》中的冯家昌这一人物性格中,就具有较强的恶魔性因素。     

试析《老妇还乡》中的女性形象

《老妇还乡》女主角的形象塑造在该剧占有重要地位。从女性形象的角度来分析这部戏剧作品,对老妇克莱尔这个女性形象作出新的理解;分析其悲惨遭遇及心路历程,揭露女性在男权社会地位的低下及悲剧性命运。     

江青的复仇心理

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有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等外国文学作品的风行,值得在什么史册上添注一笔的话,那么,到了六七十年代,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候,在公众的书市、书架、书桌上,所有被江青谥为“封、资、修”“名、洋、古”的文学著作,都已扫荡一空。但是《基度山恩仇记》则因江青的青睐,而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不歇。江青爱读此书,一定另有缘由;但不像毛泽东对《红与黑》一书的观感,有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记录,因此,我们只好试加猜测了。一九六六年十月,赵丹、郑君…     

《尚书》诸篇阐释与宋代复仇论

《尚书》中本无复仇话题,苏轼《书传》率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复仇、中兴之志。靖康之难后,这一新说受到士大夫的普遍关注。南宋高宗朝主张对金复仇的士大夫,如张九成、陈鹏飞等,均袭用苏轼新说,借批评穆王、平王指责高宗推动和议、放弃复仇;而赞成和议或经历过高宗朝末期对金宣战以及孝宗朝初期符离之败、隆兴和议的士人,如范浚、林之奇等,他们以维护《尚书》的“轨范”特质为由批评苏轼新说。相较其它经典,直接指向君主,且与中兴话题密切相关,是南宋初年《尚书》学中复仇论的特点。而士人对《书传》的继承或批评,也反映出苏轼之学在南宋前期受到极大的关注,并未沉寂。     

《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中的复仇解读

《哈姆雷特》与《赵氏孤儿》两部作品的主题虽然同为复仇,可是复仇的内涵以及复仇执行者等方面都各有不同,并且复仇之后的哈姆雷特和赵武容易被学术界所忽略,故对两部作品中的复仇进行解读,记录下由复仇引发的思考,希望能对《哈姆雷特》及《赵氏孤儿》故事的研究献上绵薄之力。     

“僵尸”复活想的一定是复仇——关于德日的思考

前几日看了一部从网上下载的德国电影《希望与斗争》——片名太像政治演说稿的题目了，也太像大学论文的题目了，简直太是德国电影的片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