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成《书》学思想脞说

张九成《尚书详说》久已亡佚,辑佚可得18万余字,据此可观其《书》学思想之梗概。张氏相信孔子序《书》说,解《书》注意挖掘微言大义。学于杨时,其《书》解深浸理学之思。又从游宗杲,逃儒归释,往往以佛理解《书》。又每以天人感应之说阐说经义,以矫时弊,以儆人主。解经中激烈批评周穆王、平王无志,直指当朝主和之苟且。其以解《书》为思想斗争之手段,彰显了士人之担当精神。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两班阶层道学假面的撕破——朝鲜汉文小说《乌有兰传》《钟玉传》中的女性形象

崇尚儒教的朝鲜朝,其日常伦理意识也同样作用于男性,特别是两班士大夫们,他们往往将对女色的渴望隐藏于内心,以示自己儒士之风范。朝鲜后期的汉文小说中出现了泼辣狡诘、率性大胆的女性形象——如幼妓玉香兰(《钟玉传》)、妓女乌有兰(《乌有兰传》)。她们极尽所能,施展性魅力,撕破了伪道学的不近女色的假面具,将这些士大夫的真面目公布于众。     

点校本《宋史》勘误一则

中华书局点校本《宋史》卷《洪迈传》记宋高宗在南宋反击完颜亮南侵取得初步胜利的形势下对宰执说:“朕料此事终归于和,欲首议名分,而土地次之。”但参阅其他史籍,则不难看出以上所载正与高宗原话相悖。高宗说以上这番活的背景是;金世宗取代完颜亮以后,鉴于其国内的局势动荡和宋金间力量对比的变化,采取了稳定内部,变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为外交斗争的策略,使宋金关系维持在“绍兴和议”规定的水平上,遂派高忠建为报登位使出使南宋。当高宗得到金使将至的消息时,引出高宗君臣名分与土地的议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六载高宗原话是这样的:“朕料此事终归于和,卿等欲首议名分,而土     

从语言角度看孔传本《书大序》的成书时代

今传"孔传本"《尚书注疏》中的"伪古文尚书"和题为西汉孔安国所作的《传》的成书时代,经历代研究,学者多以为有可疑之处。书前有托名孔安国所作的《序》(即《书大序》),其成书时代,学者虽有研究,惟似乎并非学者研究"孔传本"的主要对象。就以提出"铁证",判定"伪古文尚书"和《孔传》为伪书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为例,书中只有第一百七条是辨《书大序》的。参考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语言角度考察,《书大序》有"科斗"、"隶古定"、"开设"、"训传"等晚出词语,其成书时代应在西汉以后。     

论蔡沈《书经集传》的训诂学价值

《书经集传》是蔡沈对《尚书》所作的注释。受宋代语言学变革的影响,蔡沈在其师朱熹经典诠 释方法论原则的指导下,吸取汉唐训诂学与宋代义理学之长,继承了朱熹说《书》的基本体例和宗旨,疑古创 新、融会贯通,在训诂实践上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是《尚书》古注中影响最大的注本,在《尚书》学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具有较高的训诂学价值。其训诂学价值主要体现在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多样,释义方式科学, 择善存异、不主一家,将汉唐训诂之学与宋代义理之学有机结合起来。     

苏轼《东坡书传》述略

《东坡书传》是苏轼自己颇为重视的三部经学著作之一,历代《尚书》学者也多有称引,但是近代以来却无人注意该书。本文从《东坡书传》的撰写和流传、《东坡书传》的主要成就和后人对《书传》的评价诸方面,初步探讨了《东坡书传》的学术价值和重要影响。     

南宋郊庙歌辞作者考

《全宋诗》所栽南宋郊庙歌辞是目前最为完备的辑录,但其对歌辞作者所考甚少。《永乐大典》本《南宋馆阁录》及《中兴礼书》中遗存大量资料。据之,350首歌辞可新考其作者。其中30位作者已见《全宋诗》,13位作者《全宋诗》未载其人。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     

先秦“周书”名实考

先秦时期,“周书”屡见称引,此名不能视为对某部著作的专称,不能将其等同于《尚书·周书》或《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七十一篇《周书》。从《左传》《国语》等所载春秋贵族引用,到战国诸子书引用,都可以说是指称一类文献,一般来说指的是周王朝官方训诰誓命等。但在墨子等引用者那里,周诗也被包括进来,因为诗、书皆脱离了贵族官学原有的礼乐情境,官学中学习方式、实践场合的差异不复存在,仅被作为记录前人事、言的文本学习、使用,而文本形式又不足以将两者严格地区分开来。战国晚期,见于《逸周书》中一些篇章的语句较多地被在“周书”名义下称引,应可说明这些文献在受到关注。从公元前四世纪中段到前三世纪中段的这一期间,相当部分在此之前尚未流传于世的一些王室档案文书,因为周的分裂、动乱和最终破灭,流出并得到邻近地区士人的首先关注,在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被整理编次,很可能就是《汉志》著录七十一篇《周书》的原型。     

蜀汉重庆人口考

考蜀汉时期重庆人口,由于《三国志》阙“地理志”,无直接材料可作依据,只能凭间接材料。先求东汉重庆人口及其在益州（含凉州武都郡）人口中之比重,再考蜀汉兵力以证蜀汉人口,后依东汉重庆人口在益州人口中的比重,考出蜀汉重庆人口为户１９９ ６５０、口６８９ ７００。     

《蜀王本纪》与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离不开历史文献的指引和诠释,而历史文献也离不开考古发现的证明和补充。作为目前能见到的时间最早、内容稍多一点的古蜀史书《蜀王本纪》,是我们认识和诠释地下出土的古蜀信息的宝贵钥匙,同时,《蜀王本纪》也需要考古发现的证明与补充。     

三国争霸,争在夷陵——简论三国时期宜昌地区的军事战略价值

宜昌,古称"夷陵",乃"楚之西塞"。在汉末三国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价值,是名副其实的"争地",乃三国兵家们拼死争夺的焦点:三国之争,争在荆州,荆州之争,争在夷陵。蜀汉集团的悲剧始于夷陵之失,夷陵成为蜀汉英雄们永远的伤痛。     

三国时期蜀国战略管理思想的当代意义

三国时期战略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内容博大精深,包含极其丰富的思想资源,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从管理的角度审视,其影响至今犹存。本文对战略管理进行初步的探析,通过对三国战略体系中管理思想的阐述,力求获得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启迪。     

当今隶书创作的时代特征

在文化大冲撞、大变革的背景下,隶书的创作与传统汉隶有了极大的区别。当今的书法家通过对传统隶书的大胆“扬弃”及对隶书以外其它各种载体书写形式的借鉴与揉合,极大地丰富了隶书在笔法、结构、章法等方面的表现形式,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联合赞助人对林纾翻译与译作流传的影响

借用勒菲弗尔的赞助人理论,从共时与历时两个维度分析林纾的翻译赞助人对其译路走向与译作流传产生的影响。从林纾执笔翻译到停止翻译24年中,权威人士、合译者、出版机构等赞助人对其翻译事业的起步、译作的选择与出版流传,均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四库馆臣对词之起源及其"变"之认识

清代纪昀等四库馆臣认为,词是伴随隋唐燕乐的兴起与发展由诗转变而来的,它萌芽子唐、五代,盛行于两宋。金元以降,词与音乐日趋分离,流为一种文章。四库馆臣之宋词之“变”说,较为客观地显示出宋词发展的阶段性,以点带面地反映了宋词发展的一般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