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鷟《尚书谱》的"武断"与创获

明代梅鷟<尚书谱>五卷,迄今未有刊本.阎若璩称此书"殊武断也.然当创辟弋获时,亦足惊作伪者之魄."其"武断"之处表现在:断定孔壁<古文尚书>十六篇为孔安国伪造;断定东晋<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为皇甫谧伪造;否定<百篇之目>,断定<尚书>全经七十七篇;臆造"刘向<别录>古文尚书五十八篇"篇目,等等.其"创获"主要表现在:考辨<尚书序>(大序)之伪;考证郑冲未见<古文尚书>;考辨晋人<武成>篇之伪,等等.     

关于《尚书》的几个问题——与刘国忠博士商榷

与刘国忠博士《走近清华简》一书中的观点商榷,提出10个问题,并阐述下列看法:《尚书》中的诰、誓、训、命是事前草拟,届时宣读的原始文献,而谟、典是史官记录,后人美化而形成的历史故事;《尚书》小序非孔子所作,是西汉人张霸伪托孔子而作;西汉《今文尚书》28篇非孔子录百篇尚书残本,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历史故事;西汉《古文尚书》16篇,是孔安国所献孔子家藏本;梅赜《尚书》不是西汉《古文尚书》,但两者并非毫无联系,是利用了先秦书籍曾引用的尚书篇名及语句,加以自己的阐发而另作;清华简中的两篇商书,命名为《尹至》,《尹诰》均不妥,应改命《汤尹之誓》和《尹谟》,真正的《尹诰》并不存在;《尹谟》非伊尹亲作,《史记.殷本纪》所记《咸有一德》是伊尹亲作,前者记灭夏前事,后者作于灭夏后,所以《尹谟》不是《咸有一德》;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是魏晋人编写的伊尹训戒太甲的历史故事,《尹谟》是战国人编写的商汤与伊尹筹划反夏的历史故事,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所以文字全然不同;用《伊谟》与梅赜《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对照,而断其为伪作,方法不可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闪耀着思想智慧,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朱熹不掩其思想智慧,不忍中断中国文脉,所以不完全否定梅赜《尚书》;对于西汉古文尚书16篇而言,梅赜《尚书》是伪作,但它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延续中国文脉,形成许多格言成语,深刻注塑中国人的观念,是真实存在的书,是价值丰富之书,当代人不可斥其为伪书,应该直称其为梅赜《尚书》。     

先秦文学中的两个疑案

<正> 先秦文学中尚待解决的疑案甚多。本文仅就《孔壁古文尚书》的下落、《老子》的作者两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一、孔壁古文尚书的下落梅赜的《古文尚书》系王肃伪造这一结论今天已没有人提出异议了。而《孔壁古文尚书》问题,自汉至今,今文学家说“伪”;古文学家说“真,但已失传”。纷纷纭纭,真象难明。两汉时代遗留下来的有关《孔壁古文》的记载有以下一些:《史记·儒林传、伏生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班固《尚书》学研究

班固《尚书》学承师渊源颇为纷杂,但其家学当远承之班伯.班固集西汉《尚书》学以“洪范五行”察变之大成,对后世《书》教传统影响巨大.其撰《汉书·叙传》及其论纪、表、志、传之所以作,体式仿《书序》.班固推尊《尚书》为信史,曾作《典引》一篇以续《尧典》.班固所撰《汉书》称引《尚书》今古文兼采,较好地体现了东汉《书》教传统兼通的特色.     

古奥之文 圣哲之思——《尚书》的内容和意义

中国古代史官设置很早,有着优良传统。“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①后来,多国的《春秋》都亡佚了,只有鲁《春秋》留传下来。因此,对于留传至今的《尚书》是否原貌,历来也有不同说法。同五经中其它著作一样,《尚书》在汉代也有古文、今文两种本子,到晋代又出了个孔(安国)传古文本。一般认为,各本共有的几十篇作品是原作,其余的篇章不一定可靠。尤其是对后出的孔传本,有些学者和文学史断定为伪作,但研究《尚书》的陈襄民等专家未持全盘否定的意见。对此,笔者赞成某些资深学者的一个著名观点:对于世间诸…     

朱熹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

汉唐以来的学者论孔子与《尚书》之关系,其观点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其一是以为孔子编次或者删《书》为百篇,其二是以为《书序》为孔子所作,其三以为孔子以《书》教弟子.随着学术的发展,宋代学者开始对前两方面的认识发生变化.朱熹即表示了不同于前人的意见:于第一方面,至少表现出怀疑态度;于第二方面,则持否定态度.     

日本传本《古文孝经》回传中国考

《古文孝经孔传》当是汉魏以后长期流传的《孝经》注本之一 ,未必是孔安国所作 ,其书在梁末亡逸。隋朝开皇十四年以后 ,经刘炫之手又出现了所谓的《孔传》本 ,对于其真伪问题当时即有争议。此本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 ,而五代以后在中国却已佚失。《古文孝经》在日本的传授源流是清楚的 ,祖本当是隋唐旧本 ,非日本人伪造。日本江户时代学者太宰纯校刻的《古文孝经孔氏传》正是以日本足利学所藏刘炫《孝经直解》本为底本 ,参校众本 ,旁及他书所引 ,更加音注而成。此书回传中国 ,在清朝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也引起不少争议。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古文尚书》与《逸周书》源流考--兼与刘起釪先生商榷

《古文尚书》百篇基本未失 ,多保存在后世的不同版本的书中。《逸周书》当属《古文尚书》。     

今文《尚书》指示代词研究

本文对今文《尚书》的指示代词作了穷尽性的统计分析。研究表明 ,今文《尚书》中 ,只有近指代词 ,没有远指代词。近指代词中 ,常见的主要有 2个 :“时”、“兹”。大部分指示代词在理解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争议。部分代词的用法和古文《尚书》差别很大 ,由此可以看出古文《尚书》之伪     

汉代的《古文尚书》学

秦始皇焚书时孔氏在屋壁中收藏的《尚书》等古籍,有人说是用"先秦大篆"写成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孔壁古文的字体结构与先秦大篆不同,而与商周金文相似。汉魏官府所藏《尚书》的各种版本,毁于西晋永嘉之乱。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已被明清学者认定为伪书。若往前追溯,借《尚书》作伪之事,早在汉代已发其端,当时的古文学家已为辨伪工作开辟了道路。他们对《古文尚书》的研究,考校诸本同异,阐释篇章大义,侧重文字训诂,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汉代《书》的承传与《书》学的演化--《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先秦古本《书》的流布已经较广。西汉伏生始传今文《书》二十八篇 ,逐渐形成欧阳氏与夏侯氏两个主干派别 ,并衍生诸多支脉 ,今文学达于极盛。东汉今文《书》由盛转衰 ,不再固守师法 ,而古文《书》学越来越多地为朝野所重视 ,地位趋于增高。马融、郑玄为杜林漆书作传作解 ,进一步促使古文《书》学显扬于世。两汉《书》学演化的主要意义在于 :一、今文二十八篇得以写定并传世 ;二、保存古《书》许多残文散句以及最早一批经注经解 ;三、《书》学的今、古文之辩和其他若干问题的论争均萌生于此时     

刘知几对辨伪的贡献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不仅在史学理论方面卓有建树,而且对文献学也颇有研究。本文仅谈谈他对辨伪的贡献。一、在唐代首倡辨伪唐代开国之初,学术界“笃守师法”,不敢自出别裁,多因袭而少开创。贞观年间,孔颖达等人奉命撰《五经正义》,贯彻“疏不破注”的原则,虽然在撰述过程中对传注的矛盾有所怀疑,但不注重辨别真伪。如对东晋梅赜所献的由孔安国做传的伪《古文尚书》深信不疑,以伪为真。魏征等人奉敕撰的《隋书·经籍志》,在著录群书时,也是多注存亡,而少辨真伪。总之,唐初没有形成辨伪的风气。     

《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

南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并非刘向编撰,他只是做了编校订正工作。此说不确。全面解读《说苑叙录》、《汉书》刘向本传和《汉志》著录,可知三书为刘向编撰;《论衡.超奇篇》所说刘向＂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以及三书收录西汉当代故事,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刘向三书是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开魏晋六朝志人小说先河,创立了魏晋六朝小说分门别类的编撰体例和模式。刘向为汉魏六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不应也不能忽略的小说家。     

“三科之条,五家之教”诸说辨析

东汉经学家郑玄提出了《尚书》有"三科之条,五家之教"的主旨,清儒段玉裁等认为这是汉代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的不同学说,影响甚大。但自清代、民国以来,也有学者表示反对,诸家的考辨和结论体现出不同的学术方法和学术视角。综合汉代经学史料与诸家之说,郑玄之说当为汉代今文学派,即博士经学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公羊春秋》的学说,而以清代魏源的考释最为准确。     

清华简《尹诰》与《咸有一德》相关文献梳理及其关系考论

清华简《尹诰》篇公布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热烈讨论,但许多问题仍有待研究,如关于其篇名命名问题,其与《尚书·咸有一德》篇之关系问题,其能否证明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篇之伪,等等。利用二重证据法,系统梳理《尹诰》《咸有一德》相关的文献记载,并对上述问题进行考论,通过比对、分析,认为《尹诰》篇与真古文《咸有一德》、今本《尚书·咸有一德》皆无关系,是独立成篇,名之为《尹诰》没有问题,其不能为证明今本《咸有一德》之伪提供有力证据。     

王莽奏立《乐经》管窥

王莽主政后于平帝元始四年奏立《乐经》，而平帝之前的西汉朝廷所立儒家经学皆今文经学，平帝时所立《左传》、《毛诗》、逸《礼》、《周官》、《古文尚书》皆古文经学，《乐经》自然不会例外。古文经学被今文经学压制一个半世纪后获得突破性发展，既体现了王莽政治改革和文化改良的政教理念，也反映了王莽“制礼作乐”追迹周公的理想追求。从先秦儒家经学文献在西汉的遭遇中可以发现，王莽奏立的《乐经》文本既不是三代曲调曲谱，也不是阳成子张衡所作《乐经》，而是战国初年在魏国流传的《大司乐》。而孔子弟子子夏在魏西河教授儒学，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并在国内提倡儒教，故此文本应是子夏传授的孔子“乐教”文本。王莽利用《周礼》和《乐经》作指导所进行的改革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重要课题，在今天仍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尚书》在中华礼法形成与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考证——《虞书》作为礼法信史研究根基的可靠性新证

中华法系的本质属礼法,《尚书》在礼法形成发展中具有决定性地位。西汉以降,礼法研究未能澄清两大问题:一是信史时代宜从何时起算。二是孔子序纂《书》可否视为更改史料。此二问题的解答在今日尤其重要。它约束着中华礼法体系研究的系统化。考证揭示,基于伯夷的记时精确性,中华礼法信史断代应定在尧舜时期,而非夏朝。讨论揭示,孔子以良史之能纂序《尚书》,这根本不是更改史料,而是升华《坟》《典》内涵。此讨论结果为礼法研究夯实了基础。     

论史浩对《尚书·泰誓》之“泰”的解释

南宋史浩撰写《尚书讲义》一书，注疏及讲解《尚书》中每一篇的篇名、书序和内容。其解析《泰誓》篇名不但从《尚书》誓体文篇名命名的规律进行推求，而且结合书中各篇章及其序言的内容，吸收、借鉴前代及同时代的经、史文献以及诸家学者的解说，认为《泰誓》由姜太公所作，伐纣之谋源于太公，太公在讨伐商纣王一事上居首功，从而提出了“泰誓”之“泰”意指“太公”之“太”的观点。该阐释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却从另一个视角折射了宋代理学家的解经特色和风貌，以及姜太公的形象、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