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

康德对范畴客观性的先验演绎最终完成于后演绎的“原理分析论”经验类比部分。经验第二类比关于因果性的证成有赖于主观时间秩序与客观时间秩序之间的有效区分。对客观性的传统解读有两种：客观实在性和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但传统解读没有成功处理“客观性”的二难，以至无法令康德对范畴运用规则及其界限的说明同时抵御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普遍怀疑论的攻击。时间秩序客观性的新解，即以别种表象方式的可能性为前提的跨主体视角下的客观实在性，可以消解传统解读的二难。承认这样一种客观实在并不与康德哲学的批判原则相冲突。     

康德的自我模式:封闭、开放或第三种可能

"自我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哲学史上的经典论题。现象学家有些批评康德的先验自我是完全封闭在自身之中的核心,有些认为它是完全开放在经验中的意向性自我。但实际上,康德的先验自我兼具"先验的封闭性"和"经验性的开放性";它是与任何经验相隔绝的纯粹形式条件,但同时必然展开在其经验性运用中。尽管先验自我具有突出的极点特性,但它同样在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达到了平衡。所以,康德在笛卡尔主义的封闭自我与现象学的开放自我之外提出了第三种自我模式,这种模式具有理论上的自足性和不可替代的应用价值。     

从国家理性到公共理性——康德政治哲学的革命

康德的公共理性理论不仅具有道德哲学的意义,更具政治哲学的价值,它集中体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范畴。康德将公共理性置于启蒙的论域中,凸显出自我与公众作为现代政治哲学的两项根本要素。其中自我的启蒙展现出现代政治哲学的自由价值,公众的启蒙凸显了人民与世界公民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公共理性取代传统的国家理性观念,强调理性的权威,抑制权力的恣意。经由公共理性观念,人民主权观念与普遍人权观念能够得以有效的关联,从而突破现代世俗化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民族-国家体制,形成世界共和国的理念。从国家理性演化为公共理性的概念进程凸显了康德政治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的典范意义。     

康德政治哲学之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意义

作为罗尔斯政治建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渊源,康德的超验理想主义展示了非凡的思想魅力.康德对无知状态的描述虽然简单、粗略,但却为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思想描绘了最初的轮廓,他的道德建构主义倾向深刻地影响和启发了罗尔斯,他的普遍意志形式启发了罗尔斯一般性的正义原则.但康德将自己的任务定位为一种事后分析,分离出一种先验的道德要素,而不是论证这些要素,这为罗尔斯预留了政治哲学的宽广空间.     

试论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主观性和缺乏现实性遭到黑格尔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但也是缺少"同情心"和略显偏颇的。理论任务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二者"大相径庭",互换立场和"设身处地"的观察可能使得评价更为公允。与在形而上领域纯逻辑的思考不同,康德的道德原则在宗教和政治哲学领域运用中,诉诸于社会关系中存在、且具有人际差别的主体,而不是孤立式的、原子式的主体;诉诸现世的人为共同努力,而不是彼岸世界的超人性的力量。这一变化展现了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基于一种前提性的规定视角

康德在对传统的一般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时,划定了人类理性的认识范围,人们超出这种规定性所认识到的形而上学的对象是"诡辩的假科学";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为人们研究和批判的对象划定了界限,即以人的实践为前提的人类自然,若跨越这一界限去探寻在人之外的纯粹自然,则会陷入形而上学的困境。但是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又有所不同,康德是以不可知论和二元论为出发点以建立新的道德形而上学为归宿,而马克思则要抛弃任何先验的和超验的形而上学,可见,马克思对康德的超越之处。     

“本心”与“善良意志”——陆九渊与康德的伦理思想之比较

关于何谓"善"的看法,陆九渊和康德都认为人心中存有先天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在如何发现先天的道德意识方面,陆九渊提出要"剥落物欲"以"发明本心",与康德通过排除一切经验的质料来得到"定言命令"的想法一致。这种相似性为二者的比较和对话提供了可能。以康德为镜,可以发现陆九渊的"心学"理论及其所继承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存在某种局限,以及由之而来的理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