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侍书及其制度化

在唐代书法教育中,唐代帝王及其家族子弟的书法教育占有一个重要地位,唐代沿袭前代,在宫中亦置侍书以教书法,并且逐渐形成制度.贞现自垂拱之间,侍书虽有其实,但无其名,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后,侍书从侍读中独立出来,专设侍书一职,侍书者的身份由翰林院书待诏专任,侍书者归属翰林院,其职责明确,是专职书法教师,侍书一职的设立充分反映了书法在唐代帝王对书法教育的重视,也反映了书法在唐代教育中的地位,是唐代书法兴盛的原因和体现,唐代帝王侍书一职的设立,对唐代以后宋、元、明亦有很大影响.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董仲舒对策考

<汉书>记董仲舒对策在元光元年,然后出任江都相,明确无误,但说自汉文帝前15年举贤良已有了统一的"策试"、"对策"、"评比"、"选拔"等一套措施则是误解和误记.汉武帝建元初对推举出来的贤良有"征"和"待诏"一类的安置措施,但尚无统一的策试.直到元光五年举贤良才规范了一些.<汉书>把"对策"中迎合汉武帝的一些建议描绘成董仲舒的创见,被汉武帝一一采纳.其实,汉武帝先已实行了"尊儒"、"举孝廉"等.董仲舒的"对策"只供武帝"亲览",当时并未公开,也不存在是否采纳其建议的问题.汉武帝"尊儒"是事实,但并不曾颁布过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法令.     

李白待诏翰林时期作品探索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一生曾有过两次重要的从政活动,这就是天宝初待诏翰林与天宝十五载应永王磷之辟入幕事,然则两次都以失败而告终。李白天宝初应唐玄宗礼辟,由草泽直入朝廷,受到明皇的礼遇和御手调羹的殊荣。他满以为从此使自己摆脱困厄,大展宏图,将实现其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了。但是昙花一现,他的美好愿望很快落空,个人的感情也由极度兴奋转向惊人的颓唐,由积极进取而趋于消极闲放(说详下)。李白待诏长安的三年为时虽短,却是他一生中的最重要的经历。他由封建社会的低层进入政治上     

唐翰林制沿革考

唐初,翰林院的前身"别院"即已出现.唐玄宗即位,正式建立翰林院,翰林院待诏各以艺能供奉君主.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在翰林院内置学士院,翰林学士专掌机务枢密.从此,翰林学士政治地位日益崇显,学士院亦逐步走向内阁化.     

李白“三见秦草绿”辨

李白《以诗代书答元丹丘》中说:“离居在咸阳,三见秦草绿。”学术界迄今普遍认为,这首诗是李白游长安时作,只是在具体年代问题上有分歧。旧说认为作于天宝初年李白待诏翰林后期,近些年来提出的新见主要有两说。一说作于开元十八、九年第一游长安期间,二说见于李从军《李白三入长安考》中: 既云“三见”、当有所指。过去都把“三见秦草绿”泥解为李白在长安三年、见泰     

汉代的“待诏”补论

汉代的待诏分为待诏为官和待诏为事两种,本文重点讨论前一种。待诏所在官署多种多样,其中公车署待诏的经济待遇较差,但政治待遇却略好。待诏者多数是迎合皇帝个人爱好的人,只有公车署待诏与皇帝爱好略微疏远,这可以解释公车署与其他官署待诏待遇的差异。但是,总起来看,所有待诏者都是皇帝的近臣,西汉甚至是“内朝官”的补充。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扬雄长安初期的生平事迹 ,如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 ,众说纷纭。本文论证扬雄写奏《甘泉》、《河东》二赋的时间应在汉成帝永始四年 ,并由此推断 :扬雄至京的年龄 ,今传《汉书》本传“赞”文说“四十余”确实错了 ,应是“三十余” ;先为王音门下史 ,后得王音和杨庄举荐 ,于永始二年或三年待诏 ;由于受到日蚀影响 ,永始元年即复的甘泉、河东郊祠 ,迟至永始四年方始实行。扬雄除为黄门侍郎 ,应在此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元年。     

《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封禅方说》等四家考辨

《封禅方说》是汉武帝时方士所言封禅之说,其内容包括封禅之故事、传说、意旨、仪礼、器物、方法等,可通过《史记·封禅书》知其大概.《待诏臣饶心术》是被方士通俗化了的道家修心养心之术,书成于武帝时,后失传.《待诏臣安成未央术》乃长生之术,可能迎合了武帝信神仙求长生的需要.《百家》是小说家杂言之总汇,非一时一人所作.     

“待诏”现象的现代公共管理启示

本文对"待诏"的历史源流进行概要梳理,发现"待诏"在清朝从中高级官吏变成了市井工匠"理发师",并对出现这种现象的历史文化原因及过程进行了简要探讨,揭示出"待诏"在清朝出现这种变化与社会统治向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转变的历史趋势和原因.进而提出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过程中,如何以史为鉴,打破尖锐对立的简单"官""民"二元对立结构,通过借助"第三部门"的力量,有效率而可持续地解决政府和纯私营部门"不愿做、做不好或不可长期持续做"的社会"老大难"问题,提高社会的和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