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量一切:界定人性--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思想综论之一

陀氏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非理性的自由意志,而自由又分"恶的自由"和"善的自由"两种,这样自由就成了人性与兽性的矛盾统一体.其笔下所有的人物都不过是对人性钟摆的最初、最低、最高的区间轨迹的勾勒,象征性地表现了人性终极性的本质维度:自由、罪恶、梦想的相互撕裂和相互充实、相互矛盾和相互统一.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成了一个称量一切的伟大作家.     

儒家“德性”智慧与企业家“道德形象”

“三戒”之说，“屏四恶”思想，“绝四毋”之说，“尊五美”思想和“三贵之道”是儒家“德性”智慧的结晶。现代企业“形象管理”理论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的内在道德素质和外在礼仪形象决定的。打造企业家的“道德形象”，实施“自我管理”，应当从儒家“德性”智慧中汲取丰富的文化资源。     

试析商代以“德”“富” 为内容的幸福观

幸福观即人们对幸福的认识和看法.从甲骨卜辞和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商代人的幸福观主要包含三个维度:一是政治治理层面的修德勤政、宽民爱民,以实现协和万邦、百姓安宁为幸福追求,即以“德”为福;二是经济层面的崇富恶贫,积极发展经济,以期实现牛羊成群、五谷丰登、交易获利,即以“富”为福;三是在精神信仰层面的事神致福,期望通过殷勤地敬神、崇神活动,获得超自然力的神佑及心灵上的安宁,即以获得神佑为“福”.分析商代幸福观念的内容,可以发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形成的早期原因,对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浅评电影《朗读者》

《朗读者》是一部思想严肃的电影。如题目所显示的,对于汉娜来说,识字与朗读不仅仅意味着掌握了技能,也意味着生的尊严,更意味着对生命、对时代的反思和责任。汉娜因反思、悔悟而以死谢罪。电影也展示了哲学家阿伦特发明的一个新词:平庸的恶。恶之平庸而非极端,意味着那个时代的人大众判断力的普遍缺失,由此导致犯罪而不自知。同样的,电影中所展示的道德与法律的冲突,也告诉人们,有一种自然法或道德法,高于所有的成文法。如果说成文法具有历史性,因国家不同而不同,那么自然法则具有超越性,它规范着人类的行为,是评判人类行为的最高标准。此外,电影中汉娜,在监狱学会了阅读,学会了爱,也承担了他应该承担的责任,值得人们深思和学习。     

明清小说中“恶媳妇”形象解读

《醒世姻缘传》和《歧路灯》是明清时期两部重要的家庭长篇小说,作者比较宏观地展现了明清时期的社会风貌以及家庭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其中所写的婆媳关系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醒世姻缘传》中的薛素姐和《歧路灯》中的巫翠姐都是"恶媳妇"的典型。这种"恶媳妇"的出现,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息息相关,同时也与作者的创作目的、创作心理有密切的联系。     

从平庸的恶的角度看失信企业普通职工的责任

失信的企业及其领导人往往要承担来自社会的全部指责,而鲜少有人去指责这类企业的普通职工,其实这些企业的普通职工也应负一定的责任。文章通过借用阿伦特"平庸的恶"的理论,分析了失信企业普通职工应当承担责任的原因,指出了应培养职工的后果意识和责任意识。     

中俄犯罪小说“次恶”形象研究——以《太阳黑子》和《罪与罚》为例

长久以来,不论是读者接受还是学者研究,人们作为文本接受者关注的焦点总是小说中的主角,而往往忽略了次要人物的形象与特质。在犯罪小说中这种现象尤为显著,主人公紧张的作案过程及心理活动,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接受者的心绪,以至于几乎完全遮盖了"次恶"形象的气质与光芒。作为中俄犯罪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太阳黑子》和《罪与罚》在成功塑造了犯罪主人公典型形象的同时,也将"次恶"形象的独特气质与生存状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他们作为城市的参与者和旁观者对社会、城市清醒的认知,在面对社会现实的残酷阴暗面,回望自己犯下的过往罪恶时所表现出的挣扎与彷徨、忏悔与赎罪,同样意义非凡,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     

汉娜·阿伦特的“思”及其理论意义

汉娜·阿伦特以对20世纪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的反思著称于世。对"恶"的思考构成了阿伦特思想体系的重要维度。"不能思想"是"平庸的恶"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思想意味着通过言词交谈,是"我"与"自我"之间的相处、对话。"思"是克服"平庸的恶"的根本方式。"根本恶"依赖特殊语境,"平庸的恶"则成为人类必须长期面对的恒常境况。在现代世界,"思"与"行动"呈现出悖论,但"思"和"行动"依旧是可能的。     

从伦理的视角探讨体育教学中的“善”与“必要恶”

体育教学是积极向善的。在体育教学追求至善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一些看似非善的手段与方法。我们必须运用正确的态度认识和评价体育教学中作为手段善的＂必要恶＂,使体育教学向着至善的趋向发展。     

关于正义的元伦理学解读

从元伦理学的角度看,严格意义上的正义是指社会制度在诸善冲突的情况下对于人们的可接受性:当一个人认为某种社会制度能够确保他意欲的基本善、防止他讨厌的基本恶时,他就会认为这种制度是正义的、可以接受,反之则是不正义的、无法允许。因此,正义既不像后果论所说的那样在于达成总量更大的善,也不像道义论所说的那样取决于道义原则的某些与善恶无关的形式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