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治达致和谐：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回眸

如果说．2003年法治进程的鲜明特点是民众的普遍参与，即由下而上、上下互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民众的呼吁下．政府及时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那么2004年法治建设的突出特点就是自上而下．且主要在两条路线上推进：一是加强了对弱势群体权利的保护，二是对公权力制约呈普遍化态势。而对弱者权利的普遍保护和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是法治社会形成的显性标志。我们则可以毫不迟疑地指出，这是一个正义价值正日益彰显的时代。2005年中国法治建设的明显特点是：突出正义在法治建设中的价值及其应有的地位。     

重救助 重认领 快遣送 垂直管——温州市收遣工作新路子

改革开放以来,以勤劳、务实,敢为天下先著称的温州人在党的富民政策鼓励下,锐意进取,勇于开拓,形成了令世人瞩目的、独特的城市经济格局。民营经济发达,带动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今年预计全市流动人员达200万人。在经济发展和改革改制工作进一步深入的同时,收容遣送工作怎样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走出一条与时俱进的新路子,是当前面临的新课题。为此,温州市收容     

“郑州模式”的创立者——记郑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王万民

郑州市收容遣送站地处郑州市偏远一隅,建筑面积仅2500平方米,加上历史遗留问题,特殊的工作性质,站外围环境复杂,头绪繁多,正所谓“百废待兴”。2000年7月1日,时任郑州市人民政府勘界办公室副主任的王万民,被组织任命为郑州市收容遣送站站长。新的领导岗位上,王万民开始了“长袖善舞”。     

政府偏好与制度起源:以1950年代后的收容遣送政策为例

尽管学术文献里没有给出政府偏好的恰当定义,但它的确是解释中国制度变迁中的一个重要变量。运用制度学派的有关制度变迁理论,对收容遣送制度起源的历史作出政治学的解释,可以认为,巩固政权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重压力,都对政府治理城市秩序的偏好产生了重大影响。1950年代以后的收容遣送政策及其实践,为考察政府偏好与制度设计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收容遣送制度变革:动因、障碍与启示——基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的三维分析

从思想观念、制度结构、主体行为三个维度对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和障碍进行经验总结,对于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动因主要包括:执政理念更新与社会观念进步、法律冲突与制度异化、公众参与的"倒逼"效应。收容遣送制度变革的障碍主要包括:以国家为中心的秩序观、制度路径依赖的制约、执法者的行为失范。变革的启示主要包括:观念变革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根本前提,制度结构优化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核心途径,行为改善是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关键诉求。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的分型管理模式

2003年8月1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正式施行,同时废止了1982年5月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标志着我国流浪乞讨人员从强制性收容遣送到自愿性救助管理的制度转变。在新型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下,如何完善现行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加强对流浪乞讨人员的管理,健全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的救助管理运行机制,这是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所面临的新问题。基于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管理模式的分析比较,本文提出一种新型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模式——分型管…     

真情救助 求实创新

2003年8月1日,作为中国民政史和中国法制史上一个特殊的日子,历史将永远铭记。从这天起,《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开始实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三年来,“以人为本,为民解困”     

对《收容遣送办法》废除后遗留问题的探析——兼评《救助办法》

近年来,收容遣送一直受到批评和置疑,随着今年“孙志刚事件”的披露,该制度更是成了众矢之的,受到来自学界、舆论界和普通公民的猛烈抨击。2003年6月22日国务院自行废止了实行了21年的《收容遣送办法》,代之以更人性化的《救助办法》。收容遣送的废除,似乎是该案最好的注解。但是,在《收容遣送办法》废除,《救助办法》实施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又使得必须对此做出重新思考。本文试就相关问题做一探讨。     

积极探索 解决滞留受助未成年人“两难”问题

"两难"问题 2003年8月,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转为关爱性的救助管理之后,在滞留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工作中出现了两难问题:     

该给过度逐利的政府套上笼头了

<正>举世瞩目的新拆迁条例千呼万唤出不来。据媒体最新报道,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游说力量太强。本来公众指望,就像当初孙志刚用人命终结收容遣送一样,成都唐福珍自焚能够换来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