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文化运动后期,因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使中国历史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从此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便产生了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围绕中国启蒙思想的递嬗轨迹和特殊内涵,深入分析启蒙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互相影响的特殊过程,揭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启蒙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关系,重新审视启蒙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下,凸显启蒙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现实意义。     

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解读

针对苏俄马克思主义基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误读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缺陷,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什界划出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概念:论战的—揭露的意识形态、系统的—解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哲学的意识形态;从起源论和功能论的角度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解读模式,揭示了马克思拜物教批判中意识形态观的隐性转变,阐明了李嘉图和黑格尔理论中包含的"致力于解放的"意识形态概念,回答了艺术缘何具有"永久魅力"的问题。马尔库什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区划保留了意识形态概念传统理解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又避免了苏俄马克思主义明显存在的经济决定论和阶级还原论的理论缺陷。     

还原“历史现场”——鲁迅与明治日本研究的新视角

"鲁迅与明治日本"是一个存在较大成长空间的研究领域。这既是由于跨国家、跨文化之特殊性质,也在于这一问题内部本身包含了不同文化思想学术知识体系的交集以及相互影响和结构关系。在这一领域,日本研究者有一系列出色的研究,尤其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实证考察方面做出了有益贡献;而国内鲁迅研究界在对"历史现场"的庞大背景、内部复杂交错结构的把握和理论提升等方面,则具有潜在优势。彻底清理、还原"历史现场",突破固有观念的限制,以开放兼容的学术态度构建鲁迅与日本关系的模盘,将为这一研究带来崭新的视角视野和参照坐标。     

试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的四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是一个极其复杂、艰巨的社会系统工程。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方法也是众说纷纭。从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情况、信息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应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和文化价值多元的统一、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的统一、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统一、传承性和开放性的统一等四个基本原则。     

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方式建构

社会发展的新变化和各种意识形态的强势传播，不断挑战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走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群众所认知、理解、接受和认同，就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表达方式，使之契合大众群体的认知结构与话语特点。对此，可从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三个维度建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大众话语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1949—1955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历经了从边缘走向中心、从隐蔽走向公开,进而发展为常态化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蕴涵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诉求,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在场体现,也深度契合了新疆地区各族人民的迫切需求。面对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话语、文本和媒介等现实问题,党和政府通过加强党组织建设以建构话语路径、翻译出版经典著作以建构文本路径、完善本土大众传媒以建构媒介路径等来化解问题,从而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地区的组织建设,也推进了本土传播媒介的发展与提升,更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传播的理论探究提供了现实参考。     

吕振羽语录

学习历史,依据我个人片面的粗浅的经验,可以分作"约""博""精"三步走。"约"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与历史知识打基础,选读有关经典著作和历史著作。"博"就是扩大知识领域和眼界,不只是要博览经典著作以及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的著作,而且要博览现代、近代、古代各家的历史著作和史论,博览有关原始资料性的主要书籍和文物,还要阅读其他学科同历史有关的重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