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政治行为的“社会化处理”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把握一般的基础理论和明确自身内在需求的前提下,破除某些传统政治观念带来的消极影响,为深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探索和提供更为成熟的指导理念。突出政府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是对以往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提升国家治理水平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理论上,它符合国家本质的要求;在实践中,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发展是对政治行为做"社会化处理"的重要体现。这不是一般性的调整策略,而应内化为中国基本的执政理念和战略高度上的设计,并需要着力体现在政府工作的各方面。     

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会化媒体的崛起使社会传播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权开始分散,传统主流媒体的地位受到挑战。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化使政府传播面临直接传播陷入"塔西佗困境"、间接传播效力弱化、舆论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需要通过以下方式提升传播力:善用、善待、善管媒体,提高政府新闻执政能力;创造"白箱"政治,提高公众对政府传播信息的信任度;转变政府角色,提高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平度。提升政府传播力是项系统工程,它需要政府工作人员执政理念和传播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政治体制和传媒体制的改革。     

早期文明时代形成标志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学界对文明形成标志的认识分歧很大,进而影响到对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认识和判别。文明作为整体范畴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诸层面,其最鲜明、最能代表文明本质的标志存在于制度层面。基于中国和人类早期文明的主流模式,早期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应为君主世袭制。     

20世纪初中国人对马克思思想解读的再评价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就传入了中国,梁启超在传统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中对它进行解读;早期国民党人在批判资本主义,建构民生主义中对它进行评价;无政府主义在反传统中认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虽然各有局限性,但又各有自身的意义。以十月革命的经验解读马克思主义,遮蔽了对马克思思想早期传播的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实现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和道德的关系可以说源远流长,在古代社会,一般来讲道德和政治从整体上采讲是一回事。在一些政治理念上,特别强调要有良好的品行,讲求德治。德治是通过统治者道德的修练,使社会达到完美的境界,现在的民主仍然需要良好的德治,良好道德是民主政治的有效保障,是现代政治的一个     

正常化理念下的非正常化实践——弱智儿童的“正常化”过程分析

近年来波及世界的正常化运动倡导弱智人士享有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使得弱智人士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改观。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正常化运动从根本上并未达到其所提出的目标。隐藏在这个事实背后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以往的研究不是过分关注社会对弱智人士的排斥，忽略了弱智人士不能融入社会生活的自身原因；就是过分强调弱智人士的生理缺陷，忽略了造成弱智人士不当行为的深刻社会因素。本文尝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通过对访谈资料的分析、相关文献的查阅以及对弱智儿童生活的观察来说明，弱智儿童的非正常化是被社会地建构出来的，他们最终不能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正是建构的结果。并且以此为基础，反思社会工作中理念与实践的张力。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党建思想的探索

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和利用马列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在中国建立政党的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提出为什么要建立政党、如何建立和建设政党等党建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