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敦儒的出仕和致仕

险恶的政治局面和拮据的经济状况迫使朱敦儒踏入仕途 ,而对官场的失望与厌倦和对大自然的眷念又促使他挂冠而去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南渡词人朱敦儒悲剧心理及其艺术表征

朱敦儒作为著名的南渡词人,其创作以“靖康之变”为时间断限,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前期之词清新俊爽,而后期之作则沉郁曲折。即便晚年为后人所称道的隐逸词也是在故作放旷的掩映下透露出悒郁难言的哀思。与人生经历相对应,其心路历程的曲线走向呈现出先扬后抑,春风得意的早年与郁郁而终的晚年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一代士大夫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与之相偕应,艺术上也表现出来了这种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     

从效体角度探究“希真体”之内涵

朱敦儒以词著称,其词风对南宋及后世作家有较大影响,被誉为"樵歌体"或"希真体"。其中"希真体"的内涵既相对确定,又经后人效体中逐步选择、逐步确认。宋室南渡的国家剧变与麋鹿之性的生命本色是构成"希真体"内涵的两大支点;家国之悲、身世之慨及晚年隐居时期的旷达闲适是"希真体"的构成内容;清隽谐婉,以口语、俗语入词是"希真体"的语言风格。     

朱敦儒词风探微

朱敦儒是宋南渡时期的重要词人,宋人汪莘曾将他与苏轼、辛弃疾并称为“宋词三变”,这个“三变”论从很大程度上是就朱词的风格而言。朱敦儒的词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概言之,朱氏早期词风以密丽和狂放为主,中期转为疏朗和沉郁,而清新与通俗则是晚期词作的主导风格。     

论“希真体”

朱敦儒的词有着非常突出的个性特征,世人称之为＂希真体＂或＂樵歌体＂。他的这种词风是通过苏轼这个中介,以白居易闲适诗的诗歌精神为旨归而形成的一种似苏更似白的词体特征。这种风格特征在南渡以后许多词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尤以朱敦儒最具代表,究其原因是诗化与隐逸精神相互作用的结果。     

从《樵歌》看朱敦儒思想情感的流变

通过《樵歌》透视了作者朱效儒一生三个时期的思想情感流变。作者的青年时期,主要抒发豪奢疏放之情,其词作内容大多以男欢女爱、离情别恨等传统题材和否定功名富贵之作为主;中年多忧郁哀伤之思,与其国仇家恨、民族感情、流离生活、仕宦生涯相关,词作内容较为丰满,感情较为沉挚;晚年主要为闲适清雅之音,颇多赏花填词、饮酒品茗、泛舟江上、徒步山林之作,部分词篇虚无色彩浓厚,由此可以看出老庄思想对作者晚年词作的重要影响。     

论朱敦儒的文人风致

朱敦儒向来以“神仙风致”为人所知,然而“世外希真”并非全然一派超然世外之风,而是清爽仙风和自傲享乐的复合。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这是一种融合时代共性和个体气质的文人风致,具体表现为坚持自我理想人格的人生态度、追求清雅旷逸之韵的审美理想以及隐于山水云壑、醉于诗酒风流的生活方式。这些表面上互不关联的理想却有机地统一于一位古代文士对自由生命的向往和追求之中,一个真实的人物通过自己的生活和创作实践表现出一种充满诗意的人生境界。     

论朱敦儒《樵歌》与洛阳文化的关系

朱敦儒词集《樵歌》中具有深沉强烈的洛阳情结,总体上显示出深厚的洛阳地域文化特色:词中的山林气息、风流生活和终生对洛阳的热爱与怀念之情,以及他在洛阳所形成的闲旷的文化心态、高雅性情、梅花情结等,都与洛阳文化密切相关。洛阳文化对于丰富词的创作有着不可或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