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养老服务能力建设的横向不平等——多维福祉测量的视角

在推进基本养老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如何科学度量并分析其均等性始终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门议题。本文基于阿玛蒂亚·森等发展的多维福祉测量法，通过混合多维不平等指数的度量与分解，分析2011-2015年地级市间基本养老服务的均等化情况。结果显示，基本养老服务的横向不平等问题突出，以东部最为严重。其总体不平等性主要源自社区和居家型养老服务；特别是与老年人能力建设密切相关的权益保障、社团生活、医疗保健及学习教育服务，不仅产出不足且存在显著的横向不平等。因此，中央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在平衡地区差异的基础上，有必要强化“发展型”养老服务理念，以更为精准的方式引导地方提升社区和居家养老服务产出及均等化水平。     

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不是“零和博弈”

<正>"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模式和架构的顶层设计。有人认为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是一种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这显然是失之于偏颇的,有必要从法理上加以辨析。在法学理论看来,法治社会就是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的法治化,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社会治理的法     

美国华文传媒:多元文化主义背景下的发展状况

20世纪60年代始,美国族群政策取向发生了由同化主义向多元文化主义的转向,由此推动了华文传媒的蓬勃兴起。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政治、经济与文化政策方面的落实带来了宽松的族群传媒发展环境,华文传媒迅速成长起来并形成了伞状竞争格局,集团化、本地化与跨媒体的生存形态以及由政治依附到商业运营的运作方式转型。但是,多元文化主义在理念与实践中存在的文化个性与共性的冲突、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资本圈地下多元文化主义滥用等难题也对华文传媒发展提出挑战。     

政府的城市治理与社会底层生存权利的博弈与平衡

当今，城管与小贩的冲突时有发生，这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政府现有的城市治理方式。许多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在本质上遵循着一种权力美学的逻辑，过于追求视觉上的秩序，热衷于开展城市美化运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城市里底层民众的生存权利。政府权力主导的城市治理秩序与底层民众生存权利的碰撞，是导致城管与小贩冲突的重要原因。因此，要缓解城管与小贩的冲突，需要深度反思政府的城市治理理念，寻找城市治理秩序与公众生存权利的平衡点。城市治理只有尊重、包容与吸纳底层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获得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治理秩序。     

对罗尔斯代际正义论的审查--兼论实现代际正义的最佳途径

罗尔斯论证了代际正义的问题，承认了当代人对于后代人存在着义务，并在原初状态中设计出“消除时间偏爱”的正义储存原则。然而罗尔斯代际正义论并不具有普适性，通过代内契约无法确保代际正义链条的连贯性；而且“消除时间偏爱”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能做到的。“后代人权利”只是一种权利虚构，在确保当代人自身利益前提下对其科以保护环境的绝对义务，才是实现代际正义的最佳途径。     

自我他者化：边地影像的诗学过渡与平等悖论

“边地影像”是边疆少数民族民众纪录自身的非虚构创作。在朗西埃“可感性的分配”美学理论视野下，边地影像体现了题材选择的一视同仁和人性的解放，以平等维度的引入开拓了其艺术与政治价值。透过“自我他者化”的艺术操作，它改变边地的可感性的分配秩序。“客位视角”到“主位视角”和“参与拍摄”到“独立创作”的过渡所释放的乡野表达，成为评测其诗学力量的关键质素。同时，围绕“差异性”展开的影像再现常常导向“微小差异的自恋”,并在言语的过度中营造了某种“圣化构想”，进而使其差异政治悖论性地生成了新的可感性不平等。     

我国人力资本不平等问题研究

对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的度量,是在对人力资本进行度量的基础上进行的,常用的指标是人力资本标准差和人力资本基尼系数。通过计算发现:我国人力资本基尼系数在不断变小,人力资本不平等的情况不断得到改善,但是,与发达国家甚至东亚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情况仍然严重;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与人力资本平均值负相关;我国各省区市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在逐步减小,但是区域间的差异并没有减少,而且区域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程度每下降1个百分点,劳均GDP会提高3个百分点。因此,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更好更快发展,应该努力改善我国的人力资本不平等状况。     

政治平等:神话还是现实——政治平等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的规范分析

政治平等指所有受政府公共政策影响的公民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中享有平等的机会,具有大致相同的影响力。政治平等是公民有尊严地生活的内在要求,是社会正义得以实现的政治条件,是政治共同体维系政治团结的重要基础。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一些人认为政治平等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难以实现的、难以测量的,可能会侵犯其他政治价值。实现政治平等,需要实现某种程度的经济平等,同时要限制经济不平等对政治平等的影响,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公民权,公平配置代表权。     

公司利润强制分配

《法释[2017]16号》第15条规定的强制分配要件不完整、不准确且过于抽象,应予完善与细化。(1)前提:《民法典》第206条明确市场主体有"发展权利",强制公司分配除符合《公司法》第166条,还需有自由现金,以维护公司持续经营发展。(2)主体:上市公司股东亦有不退出公司前提下获取救济的权利,但应设一定限制,避免手段与保护利益间的失衡。股东对公司负有债务不影响其利润分配权,公司可依《民法典》第568条主张抵销。(3)行为与后果:依据《民法典》第132条,将滥用"股东权利"解释为"股东可支配的权利",涵盖股东自任董事、高管滥用管理职权情形;侵害公司财产权需与不分配、象征性分配结合,以别于普通侵权行为。公司累积巨额利润或长期不分配,违反《民法典》第76条规定的公司目的。大股东仍拒绝分配属滥用表决权,且为不当阻止抽象利润分配请求权向完整权转化,可类推《民法典》第159条,视为股东请求分配的条件已成就,小股东受有实际损失。(4)前置程序:为维护公司自治及股东团结,避免持续依赖强制分配,股东须穷尽内部救济。小股东往往只关心分配,与大股东分歧严重,应适用《法释[2019]7号》第5条,注重调解。《公司法》修订时应引入强制分配,并予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