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慎史学批评研究

杨慎是明代一位有着浓厚批评意识的学者。杨慎的史学批评主要表现在对《史记》《汉书》的史学审美、对宋代史学的有意求瑕及基于史料价值和史书编纂方面对其他史著的批评。其史学批评呈现如此特点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明代中叶的《史记》《汉书》研习风激发杨慎对《史记》《汉书》的批评;其治学理路崇汉学而抑宋学,引发杨慎对宋代史学的苛责;其博学的治学视野促成杨慎对史料价值的多元审视及对史著编纂者资质的求善求全。     

以性统情,秾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秾丽婉至"的诗风。     

杨慎《异鱼图赞》的文体学意义

《异鱼图赞》为杨慎考订博物之名著。图赞作为一种文体,在内容上上承万震《南州异物志》、沈怀远《南越志》的博物,义兼美恶,寓道于器,对明代鄙陋学风展开批评;而体制效郭璞、张骏之赞体。上承《尔雅》,因图而立赞、"前赞后题","赞"为精整的四言韵文,在"题"中多引典籍加以解释说明,而内容上突出异鱼之独特性,写作中"或述其成制,或演以新文",语言质朴、雅驯,文风古隽,在文体上是对郭璞《山海经图赞》、《尔雅图赞》,张骏《山海经图赞》的进一步发展。     

明代诗学对“诗史”概念的辨证

明人对“诗史”之说的辨证 ,大体上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一、从“诗贵情思而轻事实”的角度表示对杜甫“博涉世故”的不满 ;二、从叙事技巧的角度论证杜甫并非惟一当得起“诗史”之称的诗人 ;三、从是否真实可信的角度对杜甫提出批评。杜甫因其巨大影响而被选中作为剖析的标本 ,成为明人辨证的核心 ,目的却是对整个中国古典诗加以反省 ,摆脱“诗史”观念的强有力束缚     

“人定胜天”及其他

《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上刊载了署名杨慎的一篇文章:《任仲夷同志的一幅珍贵墨宝》。文中引用了任仲夷写给作者的一段话:"与天斗与地斗其乐无穷,何乐之有?到头来还是其苦无穷。从根本上讲,人是不能胜天的。     

论杨慎经学诠释的特点

在明代经学诠释理学、心学化的学术氛围下,杨慎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以实证的研究排斥理学的思辨,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他对于经学的诠释,改变了宋明儒者不明训诂、空论义理的学风,开创了明末清初新的经学研究风气。     

黄帝后裔

慕容鲜卑起初没有自己的文字,记录任何事情都要依靠口口相传。从这样的传述中,他们知道自己为黄帝的后人。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紫》篇中说:“慕容氏自     

杨慎《升庵诗话》对明诗的批评

是古非今、贵古贱今一直和中国古代文论相伴随,明代尤其如此.杨慎能跳出窠臼,把批评的目光集中到明代诗坛.他既不满心学家性气诗的浅俗流易,又批判李、何诸人复古派的沿袭模拟,并关注滇地区域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他对明代主流诗坛进行全面梳理,显示了自觉的诗学批评意识,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指明了道路.     

《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

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中有"或说七等<水浒传>宋江赦者"语,有学者认为这是正德七年(1512)以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铁证".但是通过对熊过生平、<墓表>撰写目的、材料来源、成文时间等的考察分析,结合熊过与杨慎的交往以及他们与<水浒传>的关系,可以确定<墓表>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庆元年(1559-1567)之间,此语并非采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熊过自己对刘七事件的理解或说明,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成为正德七年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证据,更非"铁证".     

明中叶词话的雅俗之辨——以陈霆、杨慎词学思想为例

明代弘治至嘉靖年间是明词发展的高峰时期,以陈霆、杨慎为代表的明中叶词人一方面深受"主情""主俗"之风的影响,另一方面自觉肩负起词体雅化的责任,在各自的词话专著中展现出矛盾复杂的词体观。雅俗兼并、交织碰撞,是明中叶词坛的重要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