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多重角色折射的清末新疆治理图景

清乾隆年间在新疆局部设乡约以协助官方治理基层社会,清末新疆设省后建制划一,将伯克裁改为乡约以期沟通官民。吐鲁番厅汉回乡约以多重身份参与司法活动,查验案情、调纷止争、出保具结以促进社会安定,但乡约因权责利不相符而使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缺乏稳定性及可靠性。清末吐鲁番厅乡约在司法活动中的多重角色及其参与词讼之裁断方式表明,新疆建省后努力在制度文教方面与中央王朝趋同,但限于自身社会文化环境与中原的差异性及清廷衰微之势,新疆制度革新之路实属艰难。实践表明新疆基层社会治理不能倚赖乡约而需大力推行文教以改善软环境,且边疆稳定仰赖中央的强盛。     

辛亥革命前后福建近代经济发展的比较与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分析

与民国初期相比,福建清末"新政"中成立的官方经济管理机构在职能发挥上更为自觉,民间经济组织成立的数量也更多,近代工商业发展速度更快,说明了辛亥革命之后福建近代经济的发展速度要远慢于清末,且在全国的比重日趋下降,这既得因于民国成立后福建地方政治分裂,也与福建缺乏大型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与大额资金扶持,沿海地区对内陆的辐射带动力不够等先天条件不足相关。     

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政府清乡——从社会治理看清朝统治的末势

盗匪问题是清末广东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当时的文献中,常能见到诸如"粤东之盗,甲于天下"的说法。盗匪威胁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社会动荡,不少也卷入革命党人发动的反清起义,危及当权者的统治。为消弭匪乱,稳定社会,清政府当局推行严厉清乡政策,以军事手段打击盗匪,而效果却并不明显。清末广东匪患的严重化以及政府于治理上的疲软处境,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清末社会及清政府垮台的社会基础提供了更广的视角。     

辛亥革命前夕的政治变动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在政治上进行变革，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在此过程中，自晚清以降出现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以及固有的满汉矛盾不断加剧甚至激化，在辛亥革命前夕严重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清末商事立法评述

清末统治者为了摆脱困境、挽救危机,使其统治获得一个稳固有力的经济基础,在商业领域,改变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商事立法.实际上较多地仿效了日本1899年的商法模式。其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力求度过危机,重固统治。清末的商事立法与西方资本主义商法貌合神离,它根本不可能冲破封建的羁绊,将中国引上资本主义轨道。     

论晚清“司法独立”原则的引进

"司法独立"是西方近代宪政的基础,对于权利保障和权力制约有着重要意义.晚清法制变革中,"司法独立"原则逐步为先进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所认识和接纳.随着清末"新政"的展开、"预备立宪"的推进,"司法独立"成为了引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近代转型的基本理念,其内容为清末新制定的宪法、诉讼法等新式法律所确认.     

略论晚清传统法律意识的嬗变和晚清修律

晚清社会,促使传统法律意识向近代法律意识转型的因素有二:外国资本主义裹胁的西方先进法律文化输入和中国人民的逐步觉醒,试图学习西方、融入世界。结果是使中国知识分子具备了初步的国际法、民主宪政和权利义务等新意识,并指导晚清的变法修律活动。     

清末币制改革述评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在银贵钱贱、币制混乱的情况下,清政府逐渐创立起一种新的币制,即银元制度。这实质上是中国在币制上的近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