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前诸子时期的“天人观念”及其美学史意义

前诸子时期超越天人二元对立的"天人观念"具有深刻的美学史意义,这可通过中国美学的发生、发展、突破三个方面来说明:就"发生"而言,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中国美学何时发端的问题具有澄清作用;就"发展"来说,中国古典美学之特征和基本范畴的形成、中国现当代美学之思想体系的构建等都能在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中找到渊源;就"突破"来看,前诸子时期"天人观念"对于为何要超越二元对立以及如何超越二元对立均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即追寻"意义"与回到"经验"。     

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深化——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的思考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新一轮机构改革中进行了历史性变革和系统性重塑，然而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优化、机构设置细化与整合、运转协同和效能提升仍未完全到位。回溯机构改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作为政府顶层设计和系统性构建阶段，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最富成效的历史时期之一。这一时期的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建设强调权能配置和人员构成的民族性，逐步差异化设置机构、探索单一制下政府机构平衡设置等历史经验，可以为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应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合理汲取历史养分，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完善法制体系，明晰特殊性职权和民族性职能，健全顶层设计与分层对接机制，创新改革模式，强化地方参与性，切实破解改革难题，推动政府自身建设持续走向深入。     

悬搁伦理学的政治学——霍布斯的实践哲学方法

亚里士多德与霍布斯的实践哲学都是针对多元善的伦理事实的某种反思,但两者的理论诉求不同。考虑到人类行动者善观念的多元性和相对性,亚里士多德追问的是:"属人的、就其自身而言的善是什么",他由此走上了伦理学道路;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探究以伦理学为基础。霍布斯关注的是这一事实的实践后果,即人际冲突;由此,他提出的问题是:"应该怎样解决冲突",霍布斯也就绕过伦理学,直接走上了政治学的道路。也就是说,相较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范式,霍布斯的政治学悬搁了伦理学基础。这一新的政治学方法不是中立的,它蕴涵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霍布斯创立这一新方法的更深层原因或许是其"目的论的宇宙论"观念的瓦解。     

神话社会学：族群灾难应对话语经验索引意义解读

一则单纯的故事文本中找不到神话意图的社会学答案,只有在特定情境中,神话话语实践的根本意图才会浮现。正是通过灾后背景下族群话语-实践导向的经验与诠释社会学测量让我们看到,神话以她神秘、包容、协商的面孔存在于民间,意在为族群应对危机能够获得反复使用集体共享的文化经验提供索引准备。离开了特定情景意义,神话终将成为散落在静态文本和民间故事叙事中的历史断章与精神碎片,其实践意图便不能被真正认识。对此,社会学需要以新的证词为神话的话语实践意义进行辩护。     

论悔捐行为的无责理由、责任要件与风险防范

捐献骨髓的允诺也构成了一种有限的义务,它不能强制履行;违背义务也只能请求损害赔偿,而非负完全的法律责任,否则就会造成对共同善的普遍伤害。能够成为法律规制对象的是义务的道德,捐献骨髓属于愿望的道德,不宜课以直接的赔偿责任,赔偿的限度与条件还应当充分考虑到愿望的道德对于赔偿责任的影响和限制,并在某些条件下转化赔偿的主体。考虑到人所具有的"有限利他主义和有限理解力与意志力"的人性事实,最好把拒捐的可能性作为常规的医疗风险来认识,并需要在法律制度设计上采取一些可行的措施降低悔捐的几率,降低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青海“十二五”发展成就及其经验启示

"十二五"时期,青海省委省政府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奋力打造‘三区’、建设全面小康"的战略任务,科学遵循发展规律,努力克服经济压力持续加大带来的各种不利条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对青海65年发展历程进行阶段性梳理研判的基础上,重点阐述了"十二五"时期青海发展取得的重要成效,归纳总结了"十二五"以来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启示。     

国外城市机场噪声治理的多元路径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发展速度的持续提升,各级各类城市机场的建设步伐也不断加快,时至今日,机场已经成为了许多城市重要的对外交通枢纽和新的城市商业中心。但以噪声污染为重要表征的负外部性输出,在中国城市机场也呈现出蔓延之势。文章通过相关文献资料梳理发现,国外对城市机场噪声的治理一般通过机场规划、降噪技术、噪声征税、制度规制、强化绿化等多种路径展开。了解国外治理城市机场噪声的实践探索,对于我们寻求中国城市机场噪声治理的未来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