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之分与职能之异——《荀子·天论》“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新诠

目前学界对"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的理解千差万别,这既有词语训释上的原因,也源于理论认知方面的差异。经由辩证诸种注释歧义,并结合《天论》篇政治哲学的文本性质,可以看到此句所蕴含的理论问题:其一,荀子区分了"天"(自然之天)与"道"(礼义之道),并分立了二者在达致合理的政治秩序上的价值。其二,就政治体系而言,政治秩序的达致需要政治角色履行相应的政治职能。荀子所理解的"官人"与"圣人"在政治职能上有本质差异,一者在"守天"(观察、研究自然现象),另一在"守道"(持守、遵循礼义之道)。辨明"官人守天而自为守道也"一句的意涵,有助于深入理解《天论》篇的理论主旨与义理脉络。在《天论》篇中,"自为(圣人)守道"是"明于天人之分"的必然要求,也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根本前提。在荀子看来,只有"道"才是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天"只是治理天下的物质资源。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再论儒家的性朴论——兼与日本学者和国内同行商榷

《荀子》一书既有性恶的说法,也有性朴的说法.很多论者不注意后一种说法,而在注意到它的人之中,甚少有人认为它与性恶的说法是冲突的.日本学者免玉六郎别出心裁地以性朴论来解释《性恶》,而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倾向于提出类似的解释.事实上,性朴与性恶是无法协调的.《性恶》无性朴的意思.我们在客观理解儒家人性论时要摆脱不正确的先入为主.荀子和董仲舒是性朴论的代表,而众多从王充开始先入为主的说法让人们不容易接受这一点.平心静气地读他们的原著,则可以发现以性恶论来说荀子,以情性阴阳论来说董仲舒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叙述难以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支持.     

先秦儒家的和谐思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不汲取先秦儒家的智慧。所谓"先秦儒家",主要指孔、孟、荀。他们和谐思想的表述方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概言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个体自身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荀子社会化思想与西方社会化理论的比较分析

荀子的社会化思想与西方社会化理论有共同性,也有差异性:二者都重视社会环境以及同辈群体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二者社会化思想的出发点存在着明显差异。荀子社会化思想是从社会整体视角来展开的,西方社会化理论的研究则是在个体论的视角指导下进行的。     

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与儒家的理论变迁--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

荀子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构想反映了儒家学说为适应战国末期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的理论变迁。荀子提出了礼法互补、王霸并用的系统理论,为大一统王权政治提供了最佳的治国模式。关于大一统王权政治的制度建设,荀子论述了他的王政和王制的思想。荀子主张尊君,以树立和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又主张以儒家的道统与民本思想为主,建立起对君主的权力与意志的制约机制。     

论孔、孟、荀礼的起源观

孔子、孟子、荀子礼的起源观分别是“天道说”、“本心说”、“制欲治乱说”,并由后世不同思想家继承和发扬。他们礼的起源观是各自所处时代和社会历史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但又都未能给礼的起源以科学的解释。     

试析荀子之“礼”

战国末年,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处于一种失去重心和平衡的混沌状态.荀子力图拨开迷雾,重建儒家的人文主义精神.为此,他从礼的起源,礼的结构和功能以及礼欲关系和礼法关系等方面来改铸先儒之礼,从而实现对礼的理念的拓展和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