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裕社会中贫困的消除：加尔布雷思的探究及启示

贫困表现为人的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富裕社会”中的贫困表现为私人生产、物质生产的过剩和公共生产、精神生产的不足。加尔布雷思认为，美国“富裕社会”中贫困的原因是不平衡的“二元经济体系”，只要实行“新社会主义”，实现“计划体系”和“市场体系”的平衡，就能解决“富裕”背后的贫困问题。由于这一设想是以不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为前提的，所以，只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改良。只有扬弃经济学的“传统智慧”，建构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目标的“全面生产”经济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富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     

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西方公共生活伦理思想述评

西方公共生活伦理思想是丰富的,无论是古希腊城邦公共生活伦理的最初形成,还是近代西方公共生活伦理对个人主义的凸显;无论是现代西方公共生活伦理超越个人主义实现对公共伦理的彰扬,还是当代西方诸多学者对公共生活世界的研究,无不反映了西方伦理思想对"公共性"的关注。西方公共生活伦理思想,是我国当代公共生活伦理建设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     

中国女权主义的国家革命责任及男性特色--兼论中西方女权主义差异

中国女权主义与建立在女性个体基础上的西方女权主义在时代国情的悬殊、文化背景的异质、理论核心的分歧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的妇女运动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女权主义处处体现出男性特色，被称为父系的女权主义。要发展中国女权主义，就必须正视其和西方女权主义之间的差异，在差异中挖掘本土资源养分，找到中西方女权主义的契合点，把握差异中体现出来的中国女权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     

物质文化研究——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物质转向”

物质文化研究(MCS)是近年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新热点,已经演变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跨学科性、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研究领域.对物的共同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和日常生活、消费、空间等理论话语形成交汇,逐渐生成一个指向一切物品研究的、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新的学术空间;对文化的关注使得物质文化研究开始汇入文化研究的主流,借助文化研究的广阔视野向身份、自我、物人关系等纵深领域拓进,被西方学者视为是文化研究中的“物质转向”.     

论矛盾经济现象与矛盾经济学的价值——矛盾经济学研究之一

从1750年前后英国的产业革命到现在,世界现代经济的发展历史已经经历了约270年。这270年既是经济发展的270年,也是经济学研究的270年,当然了,也是国家战略、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发展的270年。在这270年当中,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模式大概一直是"向好思路"、"冲浪模式"和"兄弟向前冲",即几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倾向于把经济发展的许多事情都向好的方向看,保增长、高投资、高速度、加快发展、跨越模式、高收入、高消费和激励政策等,层出不穷,几乎成为世界经济学的主流用词。相反,常规经济学的研究极度忽视对经济学二重性的研究,即经济发展和决策的副作用和非均衡状态。如果我们把经济矛盾看作是某种"变异"的经济现象,这种变异的经济现象对世界经济、洲际经济、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非常大。也就是说,以往的经济学研究比较缺乏理性思维和理智决策,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政府经济决策的失误。矛盾经济学的提出,就是为研究这些问题提供一种创新的思路。     

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与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

长期以来,经济学理论总是笼罩在西方中心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下,既不能解释真实世界变化,也无力为乏力的世界经济开出药方。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经济增长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功的经验,就在于不受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实践的成功已经打破了西方中心论的"神话",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严谨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是系统化总结中国发展经验的内在理论诉求。基于此,本文在厘清西方经济学话语特征基础上,提出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要突出国家主体性、阐释好中国道路、服务于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