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外云木秀独鹤自往还——皎然诗歌中"独"的审美意象及其文化意味

当前学界,对皎然诗歌的研究是薄弱而不系统的。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从美学的 高度来探讨皎然僧诗歌创造里"独"的运用及其诗学观,并对其释道圆融的诗学美学观作初 步阐释。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全宋诗》之释道潜、贺铸、释文珦、董嗣杲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九千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释道潜、贺铸、释文珦、董嗣杲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很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释道观与王维山水田园诗

释道交融共同作用于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作 ,使其呈现出一种空灵含蓄、平和悠远的情趣。在意象选择方面 ,由于释道交融的影响 ,王维善于选择秋、云、水、莲等意象入诗。释道交融使王维山水田园诗的意境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 ,具有情趣美、含蓄美、静态美、绘画美等特点。     

宋末诗僧道璨生平及亲情作品初探

南宋末年的释道璨虽然有不少的作品传世,但历来鲜为人知。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个真真切切、平平淡淡、亲切感人的老者出现在眼前。道璨虽为僧者,但其作品却超然于青灯古佛之外,充满人间温暖之情,亲情洋溢,至为难得,理学家“出家”即“弃绝人伦”之说也不无偏颇也。     

儒、佛、道三教的结构与互补

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儒为主干,以佛、道为辅翼,形成有中心、有层次的多元互动的良性机制。三教之间的互动及其内部哲学与宗教的互动,使中国人在哲学与宗教之间、理性与神性之间可以从容选择;在出世与入世之间自由来往,形成中庸、平和的心态。     

浅析西夏文化中的藏传佛教与道教思想

西夏是中国历史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艺术的少数民族统治王朝之一,西夏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位置的因素,兼容并蓄的吸收了吐蕃的藏传佛教、中原的道家和儒家文化。本文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来讨论西夏释道合一的文化与艺术现象。     

明初宗教政策与朱有燉文学创作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儒治国,释道辅之的国家政策。朱有燉思想调和三教,以儒为主,虽然一方面由于自己政治生存环境及夏云英的影响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宗教政策有关。朱有燉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释道色彩,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明初的宗教政策无疑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论苏轼对释道态度的前后一致性

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而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分歧,笔者也无异议。但学术界还普遍认为,苏轼对儒、释、道的态度,前后期各不相同:前期(指贬官黄州以前)主异,认为儒与释、道是对立的;后期(从贬官黄州到去世)主同,融合儒、释、道。这一观点,南宋江应辰就已提出:“东坡初年力辟禅     

元末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初探

元末隐于寺院道观善诗的释子黄冠颇多,除了抒写隐居情怀以外,由于其特殊的社会氛围,释道诗人与释道诗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从元末释道诗人与世俗文人的交游唱和中可以发现,元末释道诗人明显地呈现出世俗、颓废甚至放荡的一面,这正是元末文学发生胚变的一种征象。此外,考察元末诗僧和道教诗人的经历和交游,还可以发现,本来水火不容的僧人和道士,却因为文学因缘而时有交谊,甚至师徒相授。其原因在于,对乱世之下为逃名而隐于寺院道观的僧道来说,物质利益对他们并不那么重要,相反,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些逃禅学道以避世的文人因此而达成了在宗教信仰上求同存异的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