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祛魅与人生意义的悖论——纪念韦伯“以科学为业”讲演发表一百周年

在"以科学为业"的讲演里,韦伯虽然阐述了科学研究的价值中立原则,但又在二元对立架构的误导下对它做出了扭曲性的解释:由于把事实与价值当成完全异质的东西割裂开来,没有看到需要将二者联结起来的枢纽作用以及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复杂关联,他在主张科学保持价值中立、具有祛魅效应的同时,又断言科学知识无法证成价值理念,甚至认为现代科学主要是消解了最高贵的终极价值,缺乏积极的人生意义,结果落入充满逻辑矛盾的自败悖论。     

马克思?韦伯理性化思想的理论研究

在社会学领域中，涉及到实证方法论和人文方法论两种论调，这两种方法论同时也成为两大体系，马克思?韦伯就是人文方法论这一体系的主要代表人物。宏大的社会学方法论更是马克思?韦伯的思想结晶。他的理论体系更是从理性的角度诠释的，尽管马克思?韦伯作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这一思想在学术界也是有很大争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曾经说过，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也体现出马克思?韦伯的理论是紧扣他当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他的思想与理论也让后人深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本文通过对马克思?韦伯的理论的反向逻辑思维，检视他的理性化思想，思考现代人的现代社会文明进行比较和研究。     

作为一种虚伪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韦伯劳动天职观——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为批判对象

劳动天职观的理论来源是虚幻性的宗教教义;劳动天职观的世界观是资本主义精神决定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决定论;劳动天职观在劳动意义论上把劳动视为目的本身,颠倒了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韦伯劳动天职观实质上是一种极具虚假性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其目的在于掩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掩饰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事实,掩饰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为资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进行合理性辩护。     

现代性的社会学诠释及理论反思：从韦伯到福柯

现代性虽有厚重的哲学意味，但同时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学内涵，充分反映了不同阶段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体现出社会学特有的理论与实践色彩。现代性与社会学关系密切，本文立足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三重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分类诠释，包含了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等学术概念和实践内涵。在理论反思层面，从韦伯、吉登斯、福柯等社会理论家的思想脉络切入，梳理并呈现了社会学视角下现代性的理性变迁历程，并探讨了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和悖论。     

时间、速度与正义——马克思社会速度正义命题的讨论

纯粹的时间概念一直不是社会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只有其度入了社会性,特别是现代性之后,时间性设置才成为被关注的对象,而这恰恰孕生着社会速度的问题——一种时间性设置的加速的状态。文章试图分别从韦伯和马克思两人的思想中阐释社会速度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呈现路径,且它的呈现背后有一种正义与非正义的纠合——一种社会速度的正义与非正义。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边疆、边界与国家:韦伯的“农业-政治”研究的理论启发

本文以19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为背景，以韦伯对"农业-政治"问题的讨论为核心，提出了国家的边疆、边界等问题，讨论人口、物资、资本等流动下的国家经济建设与政治结构。文中涉及的实质性问题包括：全球化、工业化背景之下的农村发展问题，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思路，以及国家边界的多重（政治、经济与文化）含义。本文认为，在法律、政治、经济等角度的国家观之外，可以建立一种社会取向的、以国民为核心的"国民-国家"观，即包容多元，建立共识，赋予国民以平等的基本权利，并建立国民共享权责和符合国民基本特质的政体制度。     

意义维度:价值、理想型与历史元科学——兼论卡西尔与韦伯元科学概念的异同

从卡西尔将符号的意义与物理的载体相分离的观点出发,可以看出,新康德主义学派中的卡西尔与韦伯的价值、理想类型等几个概念及其关系与元科学的概念有相类似之处。韦伯的价值关联和价值中立的意义是由不同层次的理想类型、价值等范式所影响和决定的,因此,新康德主义学派在超越论这一点上同科学哲学的元科学倾向是一致的和殊途同归的。     

“韦伯命题”的徽商经验研究

徽商有超越性动机,把宗教精神转化为社会责任感。徽商也有理性化过程,他们对世界不是消极适应而是采取一种积极的改造的态度。徽商勤俭持家,将诚信作为经商准则。按照韦伯和余英时的问题建构方式,徽商的经验研究支持了余英时的观点,徽商具备入世苦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