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价值选择

当代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本指针,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取向,在充分分析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作出科学决策,进行多方位的创新。     

协商治理中关系生成与规约的本土逻辑

西方治理是对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应对,制度化痼疾使得治理出现乱象。我国需要辨识治理的普适性与本土性,批判西方治理的意识形态性,实现对西方治理的超越,凝练治理的中国样态。协商治理是党领导人民以协商民主实现国家治理的公共治理模式,是治理的中国样态。治理研究要立足社会情境与社会结构,直面“权利”“权力”等基础性命题及“关系”等本土命题。既要认识到消解资产阶级权利的必然性,又要坚守住权利底线。传统文化为中国人安身立命提供了基本的精神基石,寻求权力的传统价值根基及其制度化是破解权力异化的可行路径。权利保障与权力运行塑造了实然的协商治理关系形态,判断中国式关系的着眼点在于关系主体所担当的角色及在角色互动中的定位。现代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是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判定关系就是定位角色,定位在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中的角色。推进协商治理、规约关系需要精准角色定位,探寻关系背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本土可能归因。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发挥意识形态统领精神文明的作用——一个宏观研究框架

意识形态是精神文明的决定性组成部分,统领精神文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总揽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事业的战略目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支撑。对总揽精神文明及意识形态的战略目标,亦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认知需要基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之上展开。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的形势与基础塑造着意识形态统领精神文明作用的基本样态。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指明方向,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奠定基础,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扫除障碍,意识形态为精神文明保驾护航。这同时也为发挥意识形态统领精神文明的作用的基本努力方向。     

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生存世界的建构

新制度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建构在其总体思想的理论预设上.这种理论预设将"制度"和"意识形态"纳入其修正的"经济人"研究范式中.在此基础上,新制度经济学运用一般均衡分析工具考察"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时,从对制度的界定出发,阐述了意识形态的基本功用及发挥机制等.     

新时期对灌输教育思想的再认识和运用

灌输教育思想曾在我国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但是,现实生活中对它有错误的认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现时代对它再认识和运用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意识形态分析的可能路径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作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的基本定位、基本认知及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意识形态的彰显.意识形态的特征通过其功能得以显现.意识形态结构动态地反映了其特征与功能.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设与发展,剖析其基本适用、具体适用,分析意识形态之特征、功能与结构是意识形态分析的可能路径.借由这一路径,可以实现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普世价值实质的科学批判.     

马克思主义与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思想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认为,以前的意识形态尽管表现形式多种,但这些意识形态都主张观念统治世界,它们都从所想象的、所设想的意识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人及其实际活动出发,造成以往意识形态在认识内容上的歪曲和"倒现",以至于形成了"虚假的意识".新制度经济学家将意识形态完全纳入经济分析的变量里,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强调了其经济功能.新制度经济学意识形态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既有本质上的不同,又有一些可以沟通之处.     

民间力量的累积和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民间力量是个宽泛的概念,可以从非国家的角度去理解和认识。民间力量成长的过程会积聚推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力量,政治文明建设本身包含了促使民间力量成长的因素。以民间力量的累积为切入点,着眼于其中中间阶层、利益团体、社会组织结构等几个方面以及执政党的作用的分析,有助于开拓出稳健的政治文明之路。     

政党权威:基本走向及其现实构建

马克思主义认为,权威不仅有政治属性,而且有社会属性。同时,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指出了国家权力最终回归社会的历史必然性。政党权威是一种以社会权威为终极取向的政治权威形态。政党权威必须构建于法治的基础之上,应属于一种法理型权威。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现代化产生的各种社会利益整合的需求、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压力、社会自治和社会权威的形成都需要执政党政党权威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