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标困局":农村贫困治理的实践与反思

在国家的扶贫实践中，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是影响扶贫绩效的关键变量。通过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调研发现，中央政府不断升级的治理手段为重构央地关系创造了条件，地方政府对国家扶贫理念转型认知的偏差以及在形成路径依赖之后的策略行为不仅容易产生对总体局势的误判，还为后期的政策困局埋下了伏笔。在此背景下，地方扶贫工作遭遇“指标困局”，即地方政府很难实事求是去识别贫困户，只能在既有的指标约束下进行精准识别，扶贫工作陷入了反复识别，却仍难实现精准的怪圈。     

“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性的乡土逻辑

项目制作为国家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旨在用程序化的资金分配及使用方式解决公共服务问题,但在自上而下不同层级的不同制度逻辑和行动策略中,项目制的初衷发生扭曲,从而使得项目在基层实践出现较大的效果差异,文章通过对于项目制在基层运作过程的三个阶段：项目争取与闪躲、项目落地与实施、项目实效发挥与维护的分析,认为基层组织困境是导致“项目进村”实践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从而带来农民被排除在项目运作过程之外、需求无法表达,资源下乡滋生分利秩序,项目实效难以持续发挥等问题。     

精英谋利、村社托底与地方政府行为：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的双重逻辑

在当前农业经营体系调整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制度创新驱动、农业治理考量、政绩思维诱导等多方面动机,积极推动农业经营主体转型,通过资金、项目、技术、政策多维扶持政策帮扶新型经营主体。而作为地方治理创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在此背景下呈现出两种发展逻辑：一种是由资本、大户等经济精英主导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合作社,另一种是迫于政府压力,为了完成行政任务而由政治精英成立并承担兜底职能的合作社,从而产生的社会后果是精英谋利、村社托底、土地股份合作社背离其制度设计初衷。不仅不利于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发展,排挤了小农利益,还增加了农业经营风险、威胁粮食安全。     

基层国土执法的困境与逻辑——以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拒斥为视角

基层国土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得不直面普通民众、地方政府、高层国土部门、社会舆论等不同主体的诉求和目标,而其本身的执法目标在这四者形成的压力型结构下受到挤压,从而产生对制度性规则的制度化拒斥现象,导致执法目标发生偏离.为了应对技术监控和逃避问责机制,基层国土部门与地方政府走向共谋,一方面将土地违法面积控制在不被问责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手段将违法土地合法化,另一方面以运动式治理的方式对一些土地违法现象进行处理.     

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

联村制度成为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复杂矛盾、破解基层行政僵化、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探索。基于浙东的田野调查发现,联村制度通过推动干部下沉,以联村联户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打破了科层制的诸多限制,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协调地带,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加强政府对基层社会需求的回应能力、弥补村级治理公共性的缺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群众日益复杂多元的诉求、村级权力结构对正式权力的排斥、行政体系内过于形式化的监督与考核机制等。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联村干部的职能与职责,完善对联村干部的监督考核机制,同时强化对村级权力结构的监督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