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产业振兴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基于A县产业扶贫实践的考察

产业兴则百业兴。发展产业作为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不仅是促进贫困人口脱贫的根本手段,更是推进产业振兴的关键所在。当前,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进入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阶段,适时总结脱贫攻坚实践中涌现出来的产业扶贫经验对促进产业振兴异常重要。乡村产业的良性运行不仅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保障,更是推进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有鉴于此,对A县产业发展逻辑进行总结,发现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应提供制度供给、政策供给和服务供给等,而市场应提供生产原料、价格指导和产品供给等,只有明确政府与市场在产业发展中的责任与边界,才能促进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A县的产业扶贫实践为有效促进产业振兴提供了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逻辑

驻村帮扶是国家推进脱贫攻坚战略有效落地的重要机制,并延续到乡村振兴时期。帮扶实践中的干部与农民互动实质上体现为干部动员和农民参与,而动员与参与的协调、匹配程度对帮扶绩效和乡村治理效果产生影响。基于此,本文构建“动员-参与”协同性与乡村治理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辽宁省3个村庄为例,对帮扶实践中驻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互动及其内在逻辑进行研究,进而为驻村帮扶机制的有效运作提供智力支持。研究表明：（1）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与农民的治理性参与共同形成高协同性的积极互动;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与农民的维权性参与则形成互动缺失下的冲突状况;驻村干部的回应性动员下农民仍然不参与,主要是能力不足导致;驻村干部的行政性动员下农民不参与则主要是缺乏参与意愿。（2）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与农民参与的治理性产生关联,并共同影响“动员-参与”协同性;“动员-参与”协同性对关系互动有效性产生正向影响,并共同促进乡村治理的有效性。（3）从消极互动到积极互动的核心转化机制在于提高驻村干部动员的回应性,进而促进农民的治理性参与,激活村庄内生资源禀赋,最终达致高度协同、积极互动、治理有效的理想状态。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准组织化: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困境——以汶川地震后四川XM乡灾后重建为例

农民组织化的概念和理路蕴含于灾后重建的实践,而其程度和方式影响着灾后重建的效果.通过对汶川地震后XM乡灾后重建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中,农民要么被过度组织,要么被低度组织,加之政府失灵和市场异化,灾后重建中农民的组织化呈现出了碎片化、准组织化、被组织化、自组织化等多种状态,其中准组织化是一种常态.农民的准组织化成为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面临的困境.     

软性嵌入:学校社会工作介入德育教育的行动策略——基于武汉两所学校的社会工作介入实验

学校社会工作和德育教育的目标都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教育的有效性,而在价值、理念和工作方法上,学校社会工作具有专业化的优势。然而,当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是学校教育固有框架的两大组成部分,传统应试教育使学生在学校面临结构性的时空紧张,从而使学校社会工作面临缺乏介入时空的困境。所幸的是,德育教育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内容上的包容性特征为学校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可能。通过对武汉两所学校的社工介入实验的研究,可以发现,软性嵌入是将社会工作引入学校以优化学校德育教育的有效介入策略,其基本逻辑是:第一,学校社会工作通过对德育教育的理念性和工具性框架借用形成初步介入空间;第二,介入空间经由学校、班主任和学生三大主体的合法性确认得以制度化;第三,学校社会工作对德育教育软性嵌入时要注重自身的主体性。     

农村基层协商治理何以可能——一个多案例的比较研究

协商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模式,对其运行机制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本文基于农民主体性视角,构建"协商议题—协商策略—协商效果"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以安徽省滁州市T县三个村庄的典型个案为例,通过案例比较方法,研究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基层协商治理的运行机制是:党委引领下的协商平台作为组织基础;"外源—内响应有效—温和"模式的协商议题设置;协商策略与协商议题不断相互匹配的协商过程。整体看来,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模式具有较好的治理效果。而协商议题特征、协商策略运用以及策略—议题匹配性三方面因素显著影响农村基层协商治理效果。     

反贫困治理中“积极农民”何以形成——以湖北省Z县为例

基于积极公民的理论视角,提出“积极农民”的概念,并以湖北省Z县反贫困治理为例,研究积极农民何以形成。分析表明:公共治理实践中参与性、可选择性和受益性对积极农民的形成产生影响。参与性聚焦于农民参与平台和路径的建构;可选择性注重农民协商决策权力的保障;受益性则着力于创设有效的利益关联,激发农民内生动力。依据以上三项条件的差异,农民可区分为主动型积极农民、驱动型积极农民、趋利型积极农民以及被动型农民四种类型,分别对基层治理产生差异性影响。     

贫困风险约束: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基于三个川北返乡农民工家庭的生计选择分析

对返乡农民工的生计方式选择及其创业行为的研究,是基于降低返乡农民工贫困风险的考量。在已建立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贫困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还应构建贫困风险约束分析框架。用贫困风险约束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家庭生计发展困难、习惯城市生活方式而难以适应农村生活等,同时,这也使他们面临着贫困风险。贫困风险成为一种约束力量促使返乡农民工家庭选择生计方式。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逻辑出发,返乡农民工应选择创业作为家庭生计方式。风险约束下的创业选择原则是投入少、见效快、技术含量较低、收益高。由此看来,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是贫困风险约束下的经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