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作为“外人”——一个西南山地民族的认同边界及其纠纷调解过程中的国家角色

法律的适用有其自身的认同边界,对某一社会进行法律移植时,要么该法律能被普遍接受,若非如此,则面临法律的转型,也意味着将迎来固有文化秩序的原始抵抗。在西南侗人地区,由于受文化秩序和环境因素影响,以国家权威为背景的法律与政府并不能实质性地参与到村落纠纷的调解过程当中,而是被由宗族、姓氏以及"款约"构建起来的层次性认同边界排斥在村民内部生活秩序之外,享受作为"外人"的礼遇。内外有别、亲疏有序成为村民处理与国家关系的文化逻辑。同样,从国家在西南山地民族区域的法律实践进程看来,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根基,国家通过法制进入村民内部以实现全能性管治的努力遭遇村民日常性的抵抗,注定了该区域的法制实践仍将是一个困难重重的持续性过程。     

道路、发展与族群关系的“一体多元”——黔滇驿道的社会、文化与族群关系的型塑

道路作为人为的物质形态,因附加了人的社会性而使其社会与文化内涵丰富。同样,当前的筑路狂潮与人文视角下的道路研究稀缺之间的现实矛盾决定了道路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尝试构建起道路民族志的研究框架,以黔滇驿道为例,探索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贵州社会文化及民族关系格局的影响,进而探讨国家在不同时期如何以其为载体策略性地获取统治正当性的过程。另外,思想的启蒙与发展主义的助推是当前造路运动出现的核心动力因素之一,而随之伴随的道路隐喻及现代性危险和不确定性特征在此过程中有所凸显,本文也借此对当前近乎神圣化的泛发展观进行一些梳理与反思。     

定点扶贫的历史溯源与实践困境——贵州的个案分析

定点扶贫作为中国大扶贫格局体系中的重要力量,对中国当前的减贫成绩有巨大贡献,并将继续发挥作用。贵州的定点扶贫实践在中国的扶贫经验中具有典型性,其较早采取下派工作队作为扶贫的组织行动方式沿袭了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治理经验。但定点扶贫的组织动力及下派工作队的组织方式在高效推进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实践困境,具体表现在行动目标的偏离、组织权力的非规范使用及成效评估弱化等实践困境,急需通过理清行动目标、规范权力使用以及完善财务和评估制度体系等方式研究解决。     

易地扶贫搬迁的实践及其后果：一项社会文化转型视角的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项政府性的组织行为和任务,在操作上过于注重经济效果的考量,较少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加以审视,忽视其综合性的特征,应注重整个搬迁过程中社会文化转型的推动力。社会文化的转型使得组织和个体的观念与行动发生改变,也导致了权力的支配方式从显性转变为隐形,且支配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持续加强。所以,当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在拆迁与生活安置等实践过程都需要加入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文化治理要素,并慎重考虑贫困群众的意愿与适应能力,做好及时的成效评估,若非如此,则可能产生不愿看见的相应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