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     

区域环境共治的结构分析与建构路径——基于共同利益视角

在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初期阶段，粗放的增长方式带来了愈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具有的整体性、系统性和跨域性等特征，要求环境治理必须建构多元协同共治体制机制，通过多主体之间的利益协同、协作治理实现生态环境的长效善治。基于共同利益视角，从城市功能定位、纵向权力结构以及协同共治过程三个角度对构建生态环境共治体系进行探究，并从理念、主体和实践等方面提出区域生态环境共治结构的建构路径。     

构建生态治理的多元参与长效机制

在生态问题日益凸显与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现实背景下,多元参与的生态治理模式成为系统协调社会利益诉求、深度整合社会资源力量、实现生态长效性治理的根本之策,并引起了实务与理论界的高度重视。着眼于多元参与机制的源头构建,致力于探寻多元参与长效机制的建构过程、现存问题与解困之策。完善以机制体制为核心的顶层设计、重塑政府角色定位、激活社会公众与社会组织的参与效力,是从根本上应对生态问题的必要路径。     

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城镇化模式的人本化重塑:基于风险社会视域

一、传统城镇化模式下社会风险的生成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具有时空交叠态、地域交叉性的典型特征,处于多重结构转型与多元利益并存的时代场景中。传统城镇化模式对于人本化核心的偏离,从根本上压缩了社会张力的弹性空间,缩短了人的心理机制放大为社会风险的运作距离。故而,对于传统城镇化模式下社会风险的生成分析,离不开对人的社会心理运作机制的关注。社会心理是社会结构系统诸要素中最敏感的综合感应器和"温度计",对社会生活的任何轻微波澜都会自发地、直接地、迅速地做出反应,并对社     

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

经济性特区腐败呈现出与传统行政区腐败相异的特征,可概括为"数量众多、形态多样、影响甚广、较难治理"等几方面。要对经济性特区腐败进行有效的治理,就必须梳理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场域特点,摒弃直接嫁接传统行政区腐败治理模式的做法,重构能匹配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场域特点的腐败治理模式。相关活体因素的引入是建构这一模式的关键或者说路线图。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作为经济型特区拥有丰富公共权力资源和相对充分行动自由的主政官员,理应成为经济性特区腐败治理的能动主体。而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腐败治理动能的发挥则需从利益定位与价值导向、自我定位与集体作用、行为逻辑与行政模式等方面进行行为的重塑与规引。     

村域政策执行中的非正式关系：结构转型与再生产

公共政策的村域执行呈现出依既往行政惯例和村庄传统而相适调整的逻辑秩序。基于对山东省W县X镇秸秆禁烧政策推行的观察，发现村干部权宜性政策行动推动了乡村非正式关系的多重再生产。村干部通过将政策嵌入宗族伦理规范体系，并激活村民小组内部的自我规范和道德约束作用，实现了乡村非正式规范的转型与回归；通过激发返乡大学生、乡村在外能人的政策参与，重构社会联结的生发机制而获得了更高程度的非正式支持；通过将秸秆禁烧政策与其他政策措施进行隐秘捆绑，以及援引乡镇权威进村以影响村民，从而实现了非正式惩戒机制的横向与纵向拓展。对上述非正式关系再生产的讨论，对于理解乡村社会政策的实施基础，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