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不辩高下的儒耶对话——回应黄保罗教授

文章针对黄保罗教授质疑笔者讨论儒耶问题的意见做出响应,指出儒学是孔孟立型的理性哲学,不谈鬼神,只谈爱民治国与个人修养。儒学早已选择取消位格性至上神立场,在个人实践上儒学一切具足,在儒耶相处上彼此尊重,辩论高下在知识论上是不可能的,实践哲学的真理观就是家家都是有用的,但用途不同,各自作为即可。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仁说的方法论反省

牟宗三的哲学思维模式和方法论对当代中国哲学影响巨大,本文以牟先生对朱熹"仁说"的讨论来反省牟先生对朱熹学说的整体思考,说明牟宗三先生的哲学问题意识,在于对比中西哲学而主张儒学系统是唯一能完成形上学的系统。以此之故,牟先生特别关心儒家道德形上学的证成义,于是所说之本体宇宙论的纵贯创生系统,成了绾合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的天道流行义与圣人践行义的综合型态形上学,并以此为孔孟思想之根本型态、唯一型态。以此解读朱熹哲学时,便将朱熹纯粹谈论存有论的概念定义及概念解析的儒学系统说为别子,关键是在此系统中并不说明主体活动;又将朱熹诠解《大学》所说工夫次第的格物穷理工夫说为只管认知不管意志纯粹化的活动。本文即是对牟先生的思考重做分析,指出朱熹所说存有论与工夫次第论并不违背孔孟实践义,只是说了不一样的形上学系统及讨论了工夫次第问题,而工夫次第问题亦不是对立于本体工夫的问题,以此还原朱熹学说的型态定位。     

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与概念范畴

经由对传统西方哲学研究方法的反省,而发展出的概念范畴研究法,有将中国哲学研究藉由概念范畴作为哲学问题与哲学主张的两种进路。这一个方法虽能深入知识细节,却有问题意识不明确以及体系性建构力不足的缺点。因此应该提出有别于西方传统而适合中国哲学问题意识的哲学基本问题作为研究进路,并且同时扮演解释架构的功能。研究中国哲学,当以宇宙论、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为中国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基本问题,并担负解释架构的功能,配合以概念范畴研究法能进入知识细节的优点,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对中国三教哲学作出准确理解、正确诠释。然后返回思辨哲学的思路,以形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的问题意识为进路,再来研究中国哲学,以获得崭新的创造性成果。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方东美论中国哲学形上学的方法论反省

方东美对中国当代儒学的发展在形上学领域做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从哲学基本问题审视其理论可看出,方东美对中国哲学形上学义理形态所作的理解,是将为人处事的人生观普遍化为整体存在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是既有超越维度又有普遍的内在义涵。儒家哲学以易传哲学为儒家形上学的理想形态,《论语》则是儒家哲学的境界哲学;在道家哲学中老子哲学的形上学表征为“体用相征”四个面向。但方东美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明确言及工夫论哲学,即未能指向现实的实践领域,致使儒释道的同异辩证不易清晰判定。     

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本文讨论对胡五峰哲学在当代诠释系统的反省意见。当代诠释意见的主要脉络有二,其一为内地学者的概念范畴研究法,其二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型态分系说。笔者主张,概念范畴研究法以胡宏学为性学传统以有别于理学、心学、气学传统的分类方式,不易见出哲学理论的异同,也不易定位个别儒学系统的真正重点,不是一个好的分类系统,这主要是就朱汉民、王立新、向世陵三位教授的胡宏研究专著所进行的讨论。至于牟宗三先生以其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圆教理论之建构以为分判宋明儒学系统的做法,认为胡宏学正是一"以心著性"的圆教系统,既能充分展现客观面的本体宇宙学又能落实主观面的主体自觉心,正是宋明儒学圆教型态的圆满义。笔者以为,胡宏之学不过就是准确继承先秦及北宋诸儒之学,牟先生过度地划分论孟、易庸的理论角色,以致过度强调周、张、明道的义理不足,所以得出五峰学有以圆成超克之意境,牟先生据以为圆成超克的重点即在"以心著性"说,而笔者指出"以心著性"说即是一极为普通的"本体工夫论"的命题,不断地发生在论孟、易庸、周张二程、及朱陆各家系统之中,并无特别的义理殊胜之处,是牟先生强以主体活动结构入形上理论,以致混淆活动与理论而以为有一"以心著性"之说之能圆成主客观系统的儒学圆教型态。若能正视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则牟先生此一对胡宏学的过度强调及肯定之说,份量上应可放得较轻些。     

中国传统知识论问题意识之定位

在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中，知识论课题是一个较少被触碰的领域，关键原因在于传统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特征并不明显，同时也是因为知识论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概念有歧义。本文从厘清西方哲学知识论的特质和类别入手，立足于哲学基本问题意识思考中国哲学知识论的阐释方式，重点不在深入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理论并对之提出意见，而是企图针对中国哲学的知识论课题作出问题意识的定位，说明中国哲学的知识论问题与西方哲学的知识论问题的关系是问题意识相似而具体特质不同，其本身的特色和重点是实践的人生哲学，应以此特质建构出属于中国哲学的知识论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