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秦代人口流失现象

秦崛起与扩张进程中，在占有土地的同时，亦逐步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徕民”政策的施行，促使作为强势政治实体的秦国愈益强大。秦实现统一之后，在所谓“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的形势下，由于行政方面的问题，民人脱离政府控制的现象多有发生。社会人口“亡秦”“逃秦”“避秦”“遁秦”等情形的普遍出现，可以看作秦王朝行政控制力严重削弱、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秦代人口流失，应当与秦短促而亡的史实联系起来理解。     

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论汉昭帝平陵从葬驴的发现

汉昭帝平陵2号从葬坑发现驴骨,不排除驴作为帝后宠物的可能。这是最早的数量集中的驴进入中原社会生活的实体证据。大约战国时期,驴被中原人看作"奇畜",文献记录与考古发现可见片段迹象。关于"驴"的知识,汉初已在社会初步普及,然而"驴"的大量引入,应当是在汉武帝时代。汉简资料也可以提供西域人进献"驴"的相关信息。正是在此之后,驴逐步为中原人利用、养殖、繁育,成为北方应用十分普遍的畜种。《后汉书》屡见"乘驴车""驾驴车""驴车转运"的记载。《三国志》"诸葛子瑜之驴"的故事,则说明驴已经进入江南地方。平陵驴骨骼的发现,为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动物考古的实证。驴作为交通动力自西北引入,也是交通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史实。     

巴蜀“竹枝”的酒香

历代竹枝词因包涵历史文化的丰富信息,被看作社会史料的宝库。发掘其中有关酒的生产与消费的资料,对于酿酒史和饮酒史,以及相关社会史、文化史、风俗史的回顾和总结,是有积极意义的。巴蜀竹枝词有体现酒与节令礼俗的关系、酒与休闲生活的关系的篇章。农家自酿酒在民间消费生活中占有较大比重。而城乡＂酒市＂的繁荣,也表现了生活史的一个重要侧面。竹枝词中也有反映酿酒业之产业史的内容。＂载酒＂舟船浮江远行,则体现了商品酒的流通以及巴蜀酒业经济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的扩展。     

论贾谊《新书》“备月氏、灌窳之变”

汉初思想家贾谊提出过若干重要的政治建议,其中多有因战略眼光的远大卓越形成重要影响者.<新书·匈奴>中发表的有关"备月氏、灌窳之变"的意识,是在认真体察西北民族关系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知灼见.贾谊相关建议与对匈奴的"三表""五饵"彼此照应,形成了北边战略的全新思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战争中争取草原同盟国的外交努力,开通河西走廊的军事成就,在西域与匈奴的成功争夺,都可以看作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施行的政治实践.     

读方诗铭先生著《曹操·袁绍·黄巾》

中国古代政治史,从某种角度观察,似乎表现出“治”与“乱”的交替循环。由“乱”而“治”的历史过程,往往因开国君主及其功臣集团对自身建立政治功业、实现政治成就的实践的宣传而历来备受重视,但是,由“治”而“乱”的历史过程,其实也以富有启示意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现象,有助于我们在探索历史规律时,得到某些接近历史真实的认识。东汉末年,是社会由“治”而“乱”的典型的历史阶段。近年来,方诗铭先生从事东汉末年政治史的研究,屡有大作问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曹操·袁绍·黄巾》一书,就是方诗铭先生在这一领域多年研…     

秦汉人的富贵追求

考察秦汉时期的社会意识,可以发现热切追求"富贵"的倾向.这一情形,同经济生活的进步有关,也是与当时社会文化"闳放"、"毫不拘忌"的风格相一致的."富贵"追求,成为人生进取的动力.而帝王控制的权力,主宰着臣民得"富贵"是否可能.秦汉时期已经有开明的思想者对全民的"富贵"追求持冷静的态度.若干有关"富贵"的认识闪射着理智之光.逸民的言行表现出"骄富贵"的社会意识.所谓"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很可能表现了较在"志"与"道"的约束下坚守"高尚"原则的士人们更为潇洒旷达的人生态度.     

《史记》时间寓言试解读:神秘的"四十六日"

<史记>记述,白起在长平围攻赵军主力,"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终于败降;宋义救赵,在即将与秦章邯、王离军决战前,"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子婴为秦王四十六日",向刘邦投降.秦史中三个重要事件都出现了"四十六日"的历史记录,似乎并非巧合.考察宋义"四十六日"事及子婴"四十六日"事,可以发现颇多疑点.联系以秦地为背景的传说中也有"四十六日"情节,可以推知<史记>"四十六日"的记载应有某种文化象征意义.在当时人的意识中,"四十六日"是显示"天道"确定的规律性季候转换的时段,是盛衰转换的过程,也是生死转换的过程.司马迁"四十六日"的记述,似暗示"究天人之际"的史学追求作为潜意识的某种影响.     

汉代民间的“苍天”崇拜

“天”的构造、“天”的性格、“天”与人的关系,是两汉哲学论辩的基本命题之一。而“天”的权威,是得到各家的公认的。《淮南子》继承了庄子“与天为徒”（《庄子·人间世》）的思想,提出“循天”的原则（《原道》）。《吕氏春秋》“法天”的观念,也为汉代思想家所继承。董仲舒说,“人生于天而取化于天”,人事必须“合于天道”（《春秋繁露·阳尊阴卑》）。这样的思想,其实是有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的。汉代社会对于“天”的迷信,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体系中曾经表现出具有宗教意义的广泛影响。